士在中国史上的作用及其演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决不是任何单一的观点所能充分说明的。但是无可争辩的,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自始至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士与中国文化》所企图观察和呈现的是: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精神风貌。不用说,这当然只能是一种宏观的历史。但宏观若不能建筑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之上则将不免流于空泛而武断。因此《士与中国文化》不取通史式的写法,而是一系列的史学专题的研究。作者余英时在各历史阶段中选择了若干有关“士”的发展的中心论题,然后对每一论题进行比较具体而深入的分析。希望能通过这一重点的研究方式以展示“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
余英时,原籍安徽潜山,1930年生,香港新亚书院文史系第一届毕业生,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耶鲁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1987年起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讲座教授。2001年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著作包括《汉代中外经济交通》(英文)、《后汉的生死观》(英文)、《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现代儒学论》等多种。
一 写这篇读书报告前,先谈谈为什么选这本书作为对象。 原因有两点,其一是对知识分子这一特殊文化政治群体的兴趣。对知识分子研究的风潮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其中的佼佼者如李泽厚先生,许纪霖先生都自成一家,尤其是他们对中国近代六代知识分子,可以说深度的剖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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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有点急功近利,余英时现在的写作态度有问题:有点急功近利
评分韓星老師史學前沿選讀。讀起來太順暢,哪裡不對。。。我對立論就表示懷疑——「士」,對應「知識份子」?最後一章重點讀了,對商人認識的演變與韋伯結合有意思。
评分格局、学力与寄托都达到五边形顶点的那种作品,没有人能绕过去。唯一可惜的是作为参照物的西方理论常常显得老旧,方法论上稍有扞格不入感。
评分现代知识人发展自传统“士”,将许多现代价值的实现如公平民主法治等,看成自己独有的责任,此一方面滋养了他们自以为高尚的心理优越感,一方面又阻碍了群众的社会参与意识,最终易演变为民族发展的巨大障碍。这是因为“无恒产而有恒心,唯士为能”的时代已一去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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