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在中国史上的作用及其演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决不是任何单一的观点所能充分说明的。但是无可争辩的,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自始至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士与中国文化》所企图观察和呈现的是: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精神风貌。不用说,这当然只能是一种宏观的历史。但宏观若不能建筑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之上则将不免流于空泛而武断。因此《士与中国文化》不取通史式的写法,而是一系列的史学专题的研究。作者余英时在各历史阶段中选择了若干有关“士”的发展的中心论题,然后对每一论题进行比较具体而深入的分析。希望能通过这一重点的研究方式以展示“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
余英时,原籍安徽潜山,1930年生,香港新亚书院文史系第一届毕业生,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耶鲁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1987年起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讲座教授。2001年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著作包括《汉代中外经济交通》(英文)、《后汉的生死观》(英文)、《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现代儒学论》等多种。
余先生在书中提到了一点是我有所启发。书中谈论循吏时提到文化秩序和政治秩序。在汉宣帝以前的循吏与以前是不同的,也就是书中所说的两种不同的“吏道”。春秋时政教分离,文化系统和政治系统不能相契合,因此,两者之间产生矛盾。在当时,统治者用文化力量巩固统治,同时,...
评分探讨一个业已不存在的实体,而暗暗寄托了自己对现实的评价和希望,这大约是余英时先生《士与中国文化》能够唤起诸多读者共鸣的原因。今就《士与中国文化》一书敬陈鄙意若干。 一 余先生兼通中西之学,《士与中国文化》一书正如他在引言中所说,要“在西方文化的对照之...
评分(忘了大几了。) 《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 士为低等贵族,贵族和平民的交接点;封建秩序解体(贵族之后因灭国、政争失败等原因降为士、庶,庶民因战功等上升为士人),士人阶层壮大;春秋晚期四民社会成立,士人由最低等贵族变为最高级庶民;士人原在封建秩序中有固定职...
评分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精神风貌,尝试以士为线索窥探中国文化变化。前三章对士本身进行溯源并且分析群体特性,第四章阐释汉代循吏在中国文化传布方面的功用,第五章则讲东汉士族,第六章以士之自觉为一贯之线索而解释汉晋之思想变迁,第七章讲名教与士风的关系,第八章为中国宗...
评分到市区之后日记和跑步都放下了,看书还继续。 只是笔记而已 唯乱世能出大知识分子。譬如春秋战国,民国,政府并非不想管,只是力量不及。各派力量皆需要正当性,故争取知识分子合作。大一统政府不能容忍离心力量,自由流动的资源与秩序和法律多少相悖,要么把自由知识分子收...
好处:1,《近世宗教伦理》一篇狠狠打了韦伯的脸,解气;2,从精神层面对士阶层的形成和演变做了细致的梳理,尤其对士在几个关键历史阶段的群体自觉和内心自觉的分析,体现出了文化史的长处。3,对我而言是一通儒学源流的科普。不足:1文化史缺了社会史的辅助,一味强调”理念先导“,”精神取向“,难以对士的大多数作出有效的勾画,更昧于整体社会结构;2韦伯式进路的文化比较视野比较生硬,以”知识人“概念将弃圣绝智的道家与儒、墨划归一处,却对同样重要的知识群体法家不置一词;3过于儒家视角,低估了释、道的影响。
评分格局、学力与寄托都达到五边形顶点的那种作品,没有人能绕过去。唯一可惜的是作为参照物的西方理论常常显得老旧,方法论上稍有扞格不入感。
评分现代知识人发展自传统“士”,将许多现代价值的实现如公平民主法治等,看成自己独有的责任,此一方面滋养了他们自以为高尚的心理优越感,一方面又阻碍了群众的社会参与意识,最终易演变为民族发展的巨大障碍。这是因为“无恒产而有恒心,唯士为能”的时代已一去不返了。
评分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此为今冬读书最大之收获。二〇一二年二月二日阅讫,时在壬辰春正月十一,吾友丹枫大喜之日也。筱堂记于宁乡梅家田。
评分这书居然是余在国内最火的书,再次说明,大陆学界池浅王八多,写书不宜太多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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