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曆史與思想》是我近二十年來所寫的單篇論文的一個選集，其中最早的一篇發錶於1956年，最遲的則成於今年5月。但全書在時間上雖先後跨越瞭二十個年頭，而實際的撰寫則集中在50年代之末和70年代之初，中間足足有十年的歲月我幾乎沒有寫中文論著的機會。1973年之鞦，我迴到香港工作瞭整整兩年，重新結下瞭文字因緣，因此本集所收的，70％以上是最近兩年的作品。

為瞭照顧到一般讀者的興趣，選在這部集子裏麵的文字大體上屬於通論的性質，凡屬專門性、考證性的東西都沒有收進去。所以這部選集的對象並不是專治曆史與思想的學者，而是關心曆史和思想問題的一般知識分子。通論性文字之不易落筆，我是深切瞭解的。通論是所謂“大題小做”，往往不免要把非常復雜的問題加以簡化，麵麵俱到是不可能的。而且作者的知識和主觀見解，又處處限製著論點的選擇、資料的運用，以至文章的剪裁。因此任何通論性的題旨都達不到最後的定說。照理想來講，通論必須建立在許多專論研究的基礎之上，立說始能穩妥，而事實上，每一範圍稍廣的通論性的題旨都包括著無數層次的大大小小的問題，如果要等到所有問題都解決瞭纔能寫通論，那麼通論便永遠不能齣現瞭。這裏麵實際上牽涉到哲學上的一個“吊詭”（paradox），即“一個人如不是對一切事物皆有知識，便不能對任何事物有知識”（One does not know anything until one knows everything）。這種說法當然是不能成立的。但是這並不等於說，我們對於某一題旨密切相關的種種問題全無所知，也可以動手撰寫關於該題旨的通論。清末的硃一新曾說：“考證須字字有來曆，議論不必如此，而仍須有根據，並非鑿空武斷以為議論也。”又說：“此其功視考證之難倍蓰，而學者必不可無此學識。考證須學，議論須識，閤之乃善。”硃氏所說的確是深識甘苦的話。本書所收的一些文字，在我已力求其有根據，但限於學識，議論卻未必中肯。讀者不妨對這兩個方麵分彆地看待。

本書所收諸文先後曾刊載於各種期刊上。香港方麵是《自由學人》、《人生雜誌》、《祖國周刊》、《中華月報》（以上四種均已停刊）、《新亞書院學術年刊》、《中國學人》、《香港中文大學學報》和《明報月刊》；颱北方麵是《幼獅月刊》、《中華文化復興月刊》和《聯閤副刊》。我願意藉此機會嚮主持以上各種刊物的友人們錶示衷心的感激。我的文字幾乎全部是被主編、朋友們逼齣來的，沒有他們的熱情鼓勵，這些東西是不可能産生的。至於這部文集之終於能和讀者見麵，則要感謝聯經齣版事業公司的熱心，特彆是編輯組陳秀芳小姐的說服力，他們使我相信這些散篇文字還有匯集成冊的價值。這部文集基本上是從一個知識分子（intellectual）的立場上寫成的，所以它不能被看作一個專業史學傢（professional historian）的專門著作，雖則我的專業訓練處處影響著我的知識分子的觀點。在現代社會中，一個知識分子必須靠他的知識技能而生活，因此他同時必須是一個知識從業員（mental technician）。相反地，一個知識從業員（無論他是教授、編輯、律師或其他知識專業）卻不必然是一個知識分子，如果他的興趣始終不齣乎職業範圍以外的話。Richard Hofstadter曾指齣，一個知識分子必須具有超越一己利害得失的精神；他在自己所學所思的專門基礎上發展齣一種對國傢、社會、文化的時代關切感。這是一種近乎宗教信持的精神。用中國的標準來說，具備瞭類似“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纔是知識分子；“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傢”則隻是知識從業員。但我們不能說，知識分子在價值上必然高於知識從業員。事實上，扮演知識分子的角色的人如果不能堅持自己的信守，往往會在社會上産生負麵的作用；知識從業員倒反而較少機會發生這樣的流弊。

餘英時，安徽潛山人，1930年生於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讀於香港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師從錢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讀於哈佛大學，師從楊聯陞先生，獲博士學位。曾任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律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現任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颱灣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漢代中外經濟交通》、《曆史與思想》、《史學與傳統》、《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曆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士與中國文化》、《方以智晚節考》、《論戴震與章學誠》、《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鬍適》、《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兼論他的學術精神與晚年心境》、《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現代儒學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