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及低下的经济效益,给后人留下了太过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我们很少能发现同时期国家在追求效率上作出的努力。林超超著的这本《动员与效率(计划体制下的上海工业)》认为,1949年后的中国是在短缺的社会资源基础上实现其工业化诉求的,工业经济的高速增长显示了中国计划经济和劳动激励的独。以生产指标构筑起来的指令体系和赏罚体系,是国家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器;对劳动竞赛等群众运动式的生产动员方式的青睐,是国家常用的一种针对劳动者个人的激励办法。然而,这种激励机制在换来经济高增长的同时,是不可估量的效益流失。
林超超,女,福建福州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基地班本科,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硕博连读,2013年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同年入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基层社会与劳工政治。先后在《社会学研究》《社会》《开放时代》《史林》《中国经济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十数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阶级身份与上海工人的物质生活研究(1949—1965)”(14CZS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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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较之经济分析,更加偏向历史研究。在改革开放前,惯性思维是依靠政治动员踩油门以求经济发展,而不是借助科学原理。追根溯源,所有的领域头上都有政治二字,恐怕也是国家时至今日依旧的问题。
评分出色,有一定理论,材料丰富。计划为什么玩不转。
评分群众运动与计划体制下的科层制并不算是完全矛盾的:计划体制确立初期有利于让科层管理制的神经末梢深入到工厂基层,但后期这种制度化的科层制与群众运动的张力越来越大,在本身仍存在大量自然经济残余且缺乏计划体制所需人才的情况下,用急功近利的赶超战略去取代了计划体制所必需的制度建设,用“劳动竞赛”(实质为自上而下的群众运动之一种)取代必要的物质激励,到1958年远离苏联模式之后这种趋势进一步加强,结果就是产能扩张过快无效产能多、经济生产组织混乱收益效率低且工人苦不堪言,再重新整顿生产组织(管卡压)以后又因没有解决物质刺激与人员安置等问题激发工人不满,使得工人最终以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诸如工人造反派)做为对现有经济制度反抗的回应。同时意识形态以及上层政治因素影响使得计划体制建设缺乏连贯性,经济波动性较大
评分很好的近代工业史研究。作者的博士论文。对了解近代以来中国的工业变迁与国家计划间的关系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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