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永嘉(307～313)年間，五鬍亂華，中原民眾為躲避這場災難性的戰亂，以大族為核心，波浪般地湧嚮南方，從而拉開瞭流民南渡的序幕。至宋明帝泰始(465～471)年間，除小規模的南遷始終絡繹不絕地進行著之外，相繼齣現瞭數次流民南遷的高潮。永嘉之亂後的流民遷徙，其數量之多，規模之大，範圍之廣，可謂前所未有。據譚其驤先生統計，南渡人口占北方總人口的1／8強，而在流民最多的南徐州，僑口已過全州人口的半數。其遷徙範圍則遍及今江蘇、山東、安徽、四川、湖北、陝西、河南、江西、湖南諸省，甚至遠及福建。流民遷徙時間不同，經曆各異，從而造成際遇有彆。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大族為核心的流民集團都先後走上瞭東晉、宋、齊、梁四朝政治舞颱。文化士族始終把持中央高位，次等士族即本文所論的邊境豪族構成南朝武裝力量的主乾是四朝政權的共同特色。許多學者將東晉南朝政權稱為僑人政權，不無道理。不過，筆者認為，真正意義上的僑人政權不僅指南遷的王、謝等文化高門在政治上占有絕對優勢，而且也包含瞭南遷的次等士族這一武力集團成為南方政權的軍事支柱這一重要內容。從南北政權的對立及南方政權的頻繁更替及內部鬥爭分析，擁有一定軍事力量的次等士族比文化士族顯得尤其重要。正是由於他們的竭力支持，南方政權纔得以生存下來，並與北方政權對峙達兩個半世紀之久；隨著這些豪族的衰頹或北歸，南方政權也漸漸失去瞭鮮活的生命力，走嚮窮途末路。至於南方政權的內部鬥爭，也莫不與次等士族密切相關。每一個新政權都是在次等士族的支持下建立的，即使宮廷政變也不例外。從某個角度說，南朝曆史實際就是以次等士族為主體的曆史。至於北歸的次等土族，在北方政權中也起瞭一定的作用，這在北魏孝文帝改革時期錶現得最為明顯。基於次等士族在南北政權中所起的這種重要作用，對這一特殊階層進行全麵深入地研究遂成為必要，這也是理解南北政權互動性的必要條件。

　　最早對次等士族進行研究的是陳寅恪先生，他在《述東晉王導之功業》一文中首先提齣瞭以勇武善戰見長的“次等士族”這一概念，對這一武力集團做齣瞭概括性論述，指齣此集團南遷後分彆居於長江下遊的京口與上遊的襄陽這一值得注意的曆史現象。陳先生對次等士族與東晉、宋、齊、梁四朝政權的關係雖沒有做齣具體論證，但其高屋建瓴的史學眼光和境界對以後研究次等士族的學者不無深刻的啓發作用，這篇論文也因此成為這一研究領域的奠基之作。之後，田餘慶先生的《北府兵始末》一文，對居於京口的武力集團齣現的時代背景、興衰過程及其在東晉、劉宋早期所起的曆史作用進行瞭深入而又詳盡細緻的分析，清晰地勾勒齣北府兵的發展脈絡。唐長孺先生的《北魏的青齊土民》一文，則對徙自河北居於青齊的地方流民集團進行研究，翔實地論證瞭青齊豪族隨南燕政權南下，以後又成為劉宋臣民，紮根青齊，及北魏獻文帝時淪為平齊民，遷徙平城，並在孝文帝太和(477～499)年間“例得還鄉”，重新在青齊得到發展的曆史事實。羅新先生的《青徐豪族與宋齊政治》一文，對徙自河北居於青齊的豪族集團續有探討，論述瞭青齊二州淪陷後遷徙鬱洲(今江蘇省連雲港市)的青齊豪族在宋齊禪代之際所起的重要作用。田餘慶、滕昭宗二先生閤著的《南北對峙時期的彭城叢亭裏劉氏》一文則另闢新徑，將彭城叢亭裏劉氏這一地方豪族放在南北對峙的特殊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討論瞭劉氏憑藉其可南可北的地理條件，反復於南北之間，以求保護和發展其宗族勢力的曆史事實，揭示瞭不同於王、謝高門的另一類型士族的特殊發展曆程。本書對邊境豪族的研究是在上述諸學者所做工作的基礎上進行的，對上述文章均有所藉鑒。而書中所討論的邊境豪族也大都有自北人南、復自南人北的曆史，情況與彭城叢亭裏劉氏有些類似，所以本書也盡量將邊境豪族放在南北對立這一特殊曆史背景下進行考察。

　　這裏有必要對本書邊境所涵蓋的地域範圍做一解釋。從曆史上看，南北政權的對立多以江淮地區為緩衝地帶。劉宋何承天在談到三國對峙的情況時說： “曹、孫之霸，纔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裏。魏捨閤肥，退保新城，吳城江陵，移民南渙，濡須之戍，傢停羨溪。”可見，遼闊的江淮地區基本上是作為邊境綫而存在的。但是東晉十六國時期的對立卻比較特殊，南北政權之間可以說幾乎沒有一條較為固定的邊境綫。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如石趙、苻秦固然可以做到鬍馬臨江，東晉政權也曾數次收復舊都洛陽。而且南北政權在這一地區基本上都是倏忽來去，其所占領的地區也因此很難鞏固，這就使得南北政權之間的邊境綫變得更加難以確定。由於江淮地區經常遭到軍事威脅，邊境豪族很難在這一地區立足並發展起來，所以真正意義上的邊境豪族此時並不存在。而且其時鬍漢矛盾尖銳，即使有豪族存在，南北政權也不會允許其反復於南北之間，因此，東晉十六國對立時期的邊境情況基本不在本書的討論範圍內。東晉末年，劉裕滅南燕，亡後秦，收復青齊和關中地區，但關中鏇復即失，南北政權東以三齊為界，由此往西，則以淮北、沔北地區作為緩衝地帶。此時，北方已統一在北魏政權之下，而南方東晉政權則由劉宋代替。宋魏對峙時期，南北力量基本處於均衡狀態，雙方均無力嚮前推進。崔浩所說的劉宋不能守河南，北魏無力定江東就是這種情況的體現。這為強宗豪族在這一地區紮根並發展起來提供瞭有利的客觀環境。本書所指的邊境地區就是處於這種均衡狀態下的緩衝地帶，包括瞭劉宋泰始以前的青、冀、徐、兗、豫、雍等州。所論述的豪族強宗則是自宋魏對峙開始，在這一緩衝地帶發展起來的地方傢族，包括瞭清河崔氏、河東裴氏、河東柳氏等北方舊族。

　　魏太武帝太平真君(440～450)末年以後，北魏政權力量有所增強，遂采取逐漸南進的蠶食政策，將本來是緩衝地帶的地區逐步納入自己的疆域範圍。獻文帝皇興(467～470)年間，北魏攻剋淮北四州及淮西七郡；孝文帝太和二十二年(498)，北魏占領沔北五郡；宣武帝景明元年(500)，北魏又將豫州納為已有。南方政權的防綫則步步退縮，由防河退而防淮，由防淮退而防江。北魏嚮南推進的意義並不僅僅在於北方疆域的擴大和南方疆域的縮小，更深層的影響在於，隨著北方政權的南進，許多居於緩衝地帶的邊境豪族人北，成為北方政權的臣民。即使仍舊效命南朝的豪族，由於傢鄉淪陷，也失去瞭其賴以生存的根基，不得不四處漂泊。因此，北方政權嚮南推進的過程，實際就是逐漸消滅南朝有生力量的過程。當隋政權南下滅陳之際，在江淮及襄陽一帶沒有遇到強有力的抵抗，根本原因就在於這些地區的邊境豪族已不復存在。這樣，以邊境豪族為支柱的南朝政權隨著邊境豪族的衰落，在難以尋找到也不可能尋找到新的支撐點的情況下，其滅亡也就成為勢所必然瞭。

　　本書自東到西選取瞭在南北對立時期較有代錶意義的三個地區，即青冀二州、豫州、雍州。居於這些地方的邊境豪族勢力較為強大，他們在不同時期分彆支撐過南朝不同政權。以後，這些豪族相繼人北。而且崔、裴、柳等傢族在北方又上升為名門大族，不像王、謝等僑姓高門那樣，人北後便寂而無聞。這些邊境豪族具有自己獨特的發展曆程，這是本書將這些豪族作為研究對象的主要原因。本書共分六章，前五章對青齊、豫、雍等豪族武力集團做個案研究：一、三、四章分彆把這三個地區的豪族作為一個整體來進行論證，探討他們在南北政權尤其在南方政權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二、五章則抽取這些豪族集團中較有代錶性的傢族清河崔氏和河東柳氏進行個案研究，以進一步加深對邊境豪族的理解。第六章作為後論，對邊境豪族進行綜閤論述，討論他們作為一個特殊階層所具有的獨特性及其在南北方的門第，並對其在南北政權中所起的不同作用進行論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