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根据各种可靠的历史资料,运用统计方法,第一次全面准确地探讨了中国历史上自远古以迄于民国历代灾荒的实况及其演变趋势和特征,同时分析了灾荒的自然、社会成因及其相互关系,并从人口流移和死亡、农民起义、民族之间的战争、经济衰落等方面,就灾荒对社会的实际影响作了较具体的论述。在这个基础上,作者对相应历史时期的灾荒救治思想进行了科学的归类,继而对各类救荒思想的内涵、特点及其社会根源和历史演进趋势亦条分缕析,系统而清晰地揭示出中国数千年救荒思想的全貌和发展脉络。同时,本书还详尽探讨了历代救荒政策的实施及其利弊得失。
邓拓(1912—1966),原名邓云特。政治活动家,著名新闻工作者、政论家,历史学家、诗人和杂文家。曾先后在上海光华大学社会经济系、上海法政学院、河南大学社会经济系就读。先后任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新华社晋察冀分社社长、晋察冀文联主席、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组组长、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宣传部长、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等职。并曾担任北京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历史博物馆建馆领导小组组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
《中国救荒史》 邓拓1937年从河南大学经济系毕业时所提交的毕业论文是《论中国救荒问题》。在写作这篇毕业论文的同时,邓拓还完成了一部25万字的学术专著《中国救荒史》。这本书日后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全书分为三编,第一编是“历代灾荒的史实分析”,第二编...
评分《中国救荒史》 邓拓1937年从河南大学经济系毕业时所提交的毕业论文是《论中国救荒问题》。在写作这篇毕业论文的同时,邓拓还完成了一部25万字的学术专著《中国救荒史》。这本书日后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全书分为三编,第一编是“历代灾荒的史实分析”,第二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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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中国救荒史》 邓拓1937年从河南大学经济系毕业时所提交的毕业论文是《论中国救荒问题》。在写作这篇毕业论文的同时,邓拓还完成了一部25万字的学术专著《中国救荒史》。这本书日后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全书分为三编,第一编是“历代灾荒的史实分析”,第二编...
这本书的叙事节奏把握得极佳,犹如一位高明的交响乐指挥家,在平静的陈述与激烈的冲突之间自由切换。它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对民间自救力量的挖掘。史料中常常忽略那些在绝境中迸发出的普通人的智慧与勇气,但在这里,那些关于窖藏、关于秘密水井的传说,被赋予了扎实的文献依据。我仿佛能听到饥民队伍中低沉的哭泣声,也能感受到义仓管理者在巨大压力下的踌躇与抉择。更令人叹服的是,作者似乎拥有一种魔力,能够从浩如烟海的奏折和民间档案中,提炼出最具有时代特征的“气味”。比如书中提到的一种特殊的“代赈”方式,它表面上是政府行为,实则暗含了地方豪强对劳动力的隐性控制,这种精妙的社会结构分析,让我对古代权力运行的真实面貌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这本书绝非干巴巴的年代记录,它是一部充满张力的社会剧本。
评分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我的感受,那就是“震撼”。这种震撼并非来自于描述的血腥或悲惨,而是来自于作者对历史细节的极致挖掘和其背后宏大的历史观的构建。书中对某些特定时间节点的详细推演,比如某位皇帝登基初期遭遇大旱时的应对策略,与他日后的政策取向之间的微妙联系,展示了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是如何缠绕在一起的。我尤其关注到其中关于“赈济物资的质量控制”这一侧面描写。稻谷的霉变率、棉布的粗糙程度,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技术细节”,却是决定无数人生死的关键要素。作者将这种宏大的历史叙事,落脚于这些冰冷、具体的数字和物质层面,使得整部作品充满了坚实的质感。它不是一部简单的史书,更像是一部关于人类如何在极端压力下维护社会基本运转的百科全书,令人读后对历史的复杂性油然而生敬畏之情。
评分这部巨著,从我翻开扉页的那一刻起,就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拉进了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作者的笔触细腻得令人心惊,他不仅仅是在记录历史事件,更像是在描摹一幅幅鲜活的众生相。我尤其被那些关于地方士绅如何在灾荒中扮演双重角色的描写所触动。一方面,他们是维持地方秩序的支柱,另一方面,他们的利益考量往往又与底层百姓的生死紧密交织。书中对不同区域、不同时期的救济措施进行了细致的对比分析,那种详实到近乎冷酷的考据,让我深刻体会到“救灾”二字背后的复杂性与无奈。比如,某次特大洪灾后的漕运中断,是如何连锁反应地引发了数个省份的粮食危机,这种宏观视角的展现,远超我以往阅读任何通史类著作的经验。它迫使我思考,在资源极度匮乏的背景下,任何看似合理的政策,都可能在执行层面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那种历史的沉重感,久久无法散去,读完后,我开始重新审视我们今天所依赖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来之不易。
评分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彻底颠覆了我过去对“天灾”的朴素认知。过去总以为,灾难的根源在于自然界的不可抗拒性,但读完此书,我明白,在古代中国,自然灾害往往只是一个导火索,真正的毁灭性力量来源于人祸与制度的叠加效应。作者对历代“灾荒经济学”的探讨极为精彩,特别是对白银货币化和灾区物价飞涨之间关系的分析,展现出一种跨学科的洞察力。书中关于“流民”群体社会形态变化的描述,尤其引人深思。他们如何从被动的受害者,逐渐演变为一股具有破坏性或建设性的政治力量,这种动态的演变过程,是教科书上鲜少提及的。它让我看到,所谓的“安抚流民”,实际上是一场极其危险的社会工程博弈,稍有不慎,就可能引爆全面动乱。这种对历史深层驱动力的揭示,具有极强的现实警示意义。
评分阅读体验上,这本书的学术深度与可读性达到了一个罕见的平衡点。它并没有故作高深地堆砌晦涩的术语,而是用一种极其清晰、逻辑严密的白描手法,勾勒出中国古代中央权力对地方灾害的反应链条。我尤其欣赏作者在讨论“信息传递失真”问题时的论证。从地方官的报喜不报忧,到京师对灾情严重性的误判,再到最终调拨物资的错位,作者像剥洋葱一样,层层递进地展示了信息是如何在漫长的官僚体系中被稀释和扭曲的。这使得每一次的“朝廷施恩”都显得那么姗姗来迟,充满了历史的讽刺意味。对于我这样一个非专业研究者来说,这本书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框架,让我得以系统性地理解古代政治运行的内在缺陷是如何在危机时刻被无限放大的。它不是在批判古人,而是在冷静地展示历史的结构性困境。
评分要言之,邓拓将救荒政策分为巫术禳弭(书中指出此论至民国仍有,但仅谓为迷信,未言及其作为国家仪式的作用,是千虑一失)、消极救济、积极预防三种,消极救济分为遇灾治标(赈济、调粟、养恤、除害)、灾后补救(安辑、蠲缓、放贷、节约)两类,积极预防则分为改良社会条件(重农、仓储)、改良自然条件(水利、林垦)两类。从思想分析来看,虽嫌过于理念化,但行之未必无成;然观诸具体实施,皆颇让人失望。分而言之,消极救荒每每流于“发帑赈济,徒为有司干没”,积极救荒往往变作“名为备荒,实则加赋”;总而言之,天灾与人祸始终相伴随。历代救荒之失败,往往不在恐慌于天灾,实在轻慢于人祸。换言之人祸消则天灾易除。然何以消人祸?此非吾辈所能知也。又按,今所见语体文本重印本编校质量皆较差,请参阅文言文本重印本,两本内容大体无别。
评分累累白骨堆出来的The Land of famine飘荡着无声的哀嚎:没有天灾,只有人祸。可惜人类对灾害的认识和手段远没有灾害的破坏力进化得快。如今的救灾思维依然在老祖宗划下的圈圈打转。可惜的是,作者充满浓重火药味的批阅没让沉睡在古文献里那几千年的智慧苏醒过来。
评分筚路蓝缕,实属不易
评分入门佳作。
评分很好的历史研究资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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