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是一部道理書。其所說道理，非一種之道理，乃道理賅遍、無齣其外者；而其所以言說此惟一之道理者，又非“托之空言”，乃落於實事實情，又足以泛應麯當。在對於《論語》的這一根本認識基礎上，作者以硃子《論語集注》為楷模，以“讀者”為自我身份期許，逐篇逐章、逐句逐字地對《論語》進行品味、尋繹，一掃清人解經習氣，獨會儒傢哲學之大綱領。比如，（一）儒傢之道作為天下共由之道，而不僅僅作為儒門之特彆教義；（二）此道理之本體可以直觀直擊，莫隱莫遁；（三）直觀此道理者乃本心天明，昭昭靈覺，不昧而難欺；（四）道理本體發動不已，發動為用，則處處落實，而為秩序規矩，而為理路統緒；（五）規矩、統緒皆是用，用處不但見體，作用亦是成體；（六）然與應然不一，所以然與所以應然不異；等等，對於這樣一些儒傢哲學大綱領，作者通過《論語》，隨時印證，隨時揭明。

《論語》又是一部信仰書，作者以為：“夫子之學，君子之學也。”基於此一認識，作者極不滿於世人讀《論語》取一種與己漠不相關、與聖賢離心離德之態度，而要求讀《論語》者，采用對鏡照己、診病去非的原則，不斷對照《論語》中所說道理，審量自傢是否識得根據、閤得根據。所以，讀的是《論語》，工夫對象卻是自傢的一派心地。而工夫有兩大麵：一麵是行，為學、為政、為禮等莫不是行；一麵是省，起念起意、用思用智等莫不有省。行與省莫不足以緻其誠敬，而其歸宿又莫不能會極於天人一體之樂。作者在本書中，每求與先聖心心相印之樂趣，正是由於對這樣一種工夫進境的信受。

作者並不以“解釋”為自己之本務或急務，但是，對於一些章節的“解釋”，也能自齣機杼，雖置於兩韆多年之《論語》解釋曆史中，亦可謂饒有新意，而作者亦自可抱相當信心。如總章一一一，作者以為，夫子所謂“再斯可”，並非對“再思”之無條件的肯定稱賞，而含有對“一思”之要求，從而使此章成為孟子一思即善、一入即得思想之先導。又如總章三〇三，作者以為，夫子所謂“舉爾所知”，有為天子遺賢之意。又如總章四三五，作者以為，夫子所謂“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非為性、習作兩定義語，乃謂性、習兩般作用而作用相反也，而受此兩般作用者，非性非習，人也，全章其意則若曰：人與人相近，性使然也；人與人相遠，習使然也，從而，孔孟性論之異的聚訟似可以稍息。

另外，本書品相典重雅緻，藏傢頗可購而庋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