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其他公共服務部門相比,中國新聞傳媒業經過三十年的發展,實現了年均增速超過40%的增長。如今,中國的宣傳事業,無論是報紙、刊物還是廣播電視,都在國家意志的調控下合奏出一致的旋律,在市場化改革的浪潮中形成了一個超級傳媒工廠。政治與市場,一向被認為是相互衝突的變數,它們居然能奇妙地結合出一個雙方皆大歡喜的局面,這種奇蹟是怎樣產生的?各種事實表明,將中國新聞傳媒在近三十年的崛起壯大歸結為「市場化」,並非是答案的全部,甚至離事實的真相甚遠。中國新聞傳媒業從宣傳走向傳媒的新聞業發展史是一個充滿偶然性和複雜性的演化過程。它不完全是國家意志的制度設計結果,而是各種利益集團相互博弈的結局。本書試圖對中國新聞業的發展脈絡給出一個演進觀點的解釋。認為中國新聞業發展的核心邏輯,就是國家試圖保持對新聞業的控制能力。1978年以來中國在新的環境下不斷摸索話語控制技術,孵化出一個行政監控和壟斷經營合一的新聞體制,它既為中國新聞業帶來前所未有的繁榮,也使新聞業治理的結構性衝突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期產生突變,最終形成一個同時滿足國家、新聞記者與公眾需求三方次優需求的結構平衡。這個三元次優結構是當代新聞業總體特徵的體制性根源。
本書的另一個關注點是,中國當代知識菁英的一個亞群體——新聞記者與國家關係的演變,也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著人類自由意志與市場經濟轉型交織的當代語境下菁英思潮的演變。
周翼虎 1972年生於江西。1992年獲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學士,2008年獲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經濟社會學方向博士。長期從事傳媒工作,出版詩集《離開秋天的留言》、社會學著作《中國單位制度》(合)及其它期刊論文。
如果不受学术论文八股的影响 可以写得更生动。中国新闻行业传播机制研究的常见问题是宏观谈宏观,微观谈微观,宏观与微观没有关系,更看不到因果性。该论文以国家合法性变迁的大背景为框架,将中国新闻产业、中国新闻组织、中国新闻个体三个不同层次的行为主体放在经济人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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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抗争与入笼》索引而来,详尽解释了报业市场化为何与政治控制增强,解答了我的一些疑惑。扎实有趣,言之有物~
评分使用了赵鼎新的国家-社会关系视角、韦伯主义理想模型集方法论,讨论了中性市场如何在威权国家的操纵下一步步驯化了中国媒体:从组织控制、话语控制到“经济软控制”,整个传媒产业最终在社会心理层次上内化了官方价值观,记者/知识分子走向犬儒主义。但这并非说明了我大清的社会控制力有多强,一切不过是机会主义式的“摸着石头过河”的非预期后果罢了。
评分在读博士论文版,题为《自由的抗争与自觉的入笼:国家与新闻业关系三十年》,2007年写完。 读完觉得最突出的特点是,在作者笔下,国家和新闻业都是机会主义的,功利的,市场是两方达成自我诉求的工具,不具备必然的合理性。文终处,作者写道,“生存逻辑是如此意外地改变了一代人的努力和梦想。当新闻记者欢呼一个公共领域化的时代即将与财富的增进同时到来,却发现财富的重要性要远远高于任何苍白的道义说教。”读罢一阵唏嘘。
评分在強大的國家體制面前,知識分子與傳媒人的淪陷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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