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重要推动者张之洞逝世一百周年，也是张之洞总督湖广、大规模展开洋务建设一百二十周年。由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江汉大学有关研究机构联合主办的“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张氏1893年创办的方言学堂之后身武汉大学召开，海内外学者汇聚一堂，就张之洞的功业及思想，就中国近代化进程与经验教训展开讨论。本集为此次研讨会的论文选编。

序言

今年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重要推动者张之洞逝世一百周年，也是张之洞总督湖广、大规模展开洋务建设一百二十周年，由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江汉大学有关研究机构联合主办的“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张氏1893年创办的方言学堂之后身武汉大学召开，海内外学者汇聚一堂，就张之洞的功业及思想，就中国近代化进程与经验教训展开讨论。本集为此次研讨会的论文选编。

一度担当中国生产方式近代化转变的主持者的洋务大吏，是一批新旧杂糅、充满矛盾的过渡型人物。其代表，朝廷内是恭亲王奕、内阁大学士桂良、军机大臣文祥，操持实务的封疆大员主要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刘坤一、丁宝桢等人，张之洞（1837—1909）是后来者。曾、左、李等人兴办近代工业，始于19世纪60年代初，而张之洞则在80年代初期方从清流党转化并跻身洋务派行列。然而，这位洋务活动的迟到者却后来居上。人们一般以中日甲午战争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作为洋务运动破产的标志，但张之洞的洋务事业恰恰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世纪初年进入高潮，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布纱丝麻四局等军民用机器工业的兴建，新军的编练、新式学堂的开办、游学生的派遣等耸动中外的实绩，都成就于这一时期。

在张之洞的全部洋务活动中，实业建设是重要的部分，他所主持兴建的京汉铁路是中国第一条纵贯南北的铁路干线，汉阳铁厂是中国乃至亚洲第一家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湖北兵工厂是清末民初最大的军械工厂，布纱丝麻四局是华中最大的纺织厂。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张氏看作中国近代工业，尤其是近代重工业的奠基人。毛泽东在谈到中国近代工业发展时，曾说过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到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到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转引丁守和：《关于近代史人物研究和评价问题》，《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4期）这里所说的“不能忘记”，可以理解为不能忘记他们为中国近代工业所奠定的物质基础和所提供的经验教训。

张之洞洋务建设的另一贡献，是对近代新教育的推动。

19世纪80年代出任封疆以后，张之洞便大力兴办新式教育。他指出：“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有鉴于此，张氏提出“设文武学堂”、“酌改科举”、“停罢武科”、“奖励游学”等四项建议。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由两广总督调任湖广总督，即留意于物色主持新式教育的人才，引时务入教育，改变科举制义的老套。经张之洞渗淡经营，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湖北成为全国新式教育的一大中心（武汉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武汉科技大学、湖北图书馆的源头都要追溯到张之洞的文教创举），张之洞在朝野赢得了“通晓学务”的声誉。张之洞成为清末新教育“确立期”的代表人物。

光绪二十八年，管学大臣张百熙制订《钦定学堂章程》，提出我国第一个具有近代色彩的新学制。这个学制虽参考了“欧美日本各邦成法”，其实多半取法日本。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清廷派蒙古旗人荣庆会同张百熙管理大学堂事宜。荣庆与张百熙政见不和，欲推倒《钦定学堂章程》。恰在此时，张之洞入京，因他“负海内重望”，“尤抱整饬学务之素志”（刘禺生：《世载堂杂记·张之洞遗事》），故张百熙奏请张之洞参加修订学堂章程。朝廷同意加派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二位管学大臣重订学堂章程，该年十一月重行颁布，这便是《奏定学堂章程》。清末新教育便根据这一章程在全国实施。因该年为癸卯年，故称“癸卯学制”，是中国第一个经政府正式颁布后在全国范围内实际推行的学制。

此外，光绪二十四年（1898），张之洞有“变通科举”之奏，光绪二十九年在制订新学制的同时，张之洞又与张百熙、荣庆一起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张之洞与盛京将军赵尔巽等会奏，废止科举，广办学校。清廷遂于光绪三十一年八月，颁布“立停科举以广学校”的上谕。“于是沿袭千余年之科举制度，根本划除。嗣后学校日渐推广，学术思想因之变迁，此其大关键也。”（《清史稿》卷一百七，志八十二，选举二）张之洞在其间发挥重要作用。

张之洞还是清末军制改革的重要开创者，他组建“江南自强军”和“湖北新军”，其主观动机当然是为着拱卫清朝，所谓“执干戈以卫社稷”，但客观上新军成为革命的温床，革命党人成功地实现了“抬营主义”，辛亥武昌首义实为一次革命党人发动的新军起义。从张之洞言之，其兴实业、练新军、办文教等现代化事业，动机与效果二律背反。

张之洞不仅是一位洋务活动的实行家，他还力图自立学说，企求建立应对时变的理论体系。张氏在1898年撰写的《劝学篇》，以比较完整的形态构筑了洋务运动的思想蓝图，使“中体西用”成为当日“流行语”。1901年，由张之洞主笔，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联衔会奏的“江楚二督变法三疏”，成为清末新政的纲领，张之洞本人则是“新政”的主持者。

总论之，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张之洞都可以看作洋务运动的终结性人物。历史也确实是通过张之洞给洋务运动打上句号的：在张氏惨淡经营洋务近20年的湖北，于张氏辞世后两年，便爆发了推翻清王朝及两千余年专制帝制的辛亥武昌起义。

武昌城爆发的首义枪声，宣告清王朝和中国两千年专制帝制的终结。人们不禁思索这样一个问题：“辛亥革命曷为成功于武昌乎?”答案颇与张之洞相关：抑知武汉所以成为重镇，实公(指张之洞——引注)二十年缔造之力也。其时工厂林立，江汉殷赈，一隅之地，足以耸动中外之视听。有官钱局、铸币厂，控制全省之金融，则起事不虞军用之缺乏。有枪炮厂可供战事之源源供给；成立新军，多富于知识思想，能了解革命之旨趣。而领导革命者，又多素所培植之学生也。精神上、物质上，皆比较彼时他省为优。以是之故，能成大功。虽为公所不及料，而事机凑泊，种豆得瓜。（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第7页）说这番话的张继煦，曾是张之洞派遣的留日学生，对恩师多有理解的同情和衷心的赞扬，其“种豆得瓜”之论，颇为传神。

孙中山1912年4月在辞去民国临时大总统，造访首义之区武汉时，曾对南皮张之洞的业绩发表这样的感慨：

以南皮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孙先生此议，确乎是对张之洞开辟的早期现代化事业的历史意义作了画龙点睛的评断，诚为不刊之论。

冯天瑜

2009年11月24日于武昌珞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