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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畢《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儒學“智識主義”是否可能實現現代意義的學術分科，我仍持懷疑立場

雖是公務之暇的思考，但可見餘公英時治學之“方法論”。

雖是公務之暇的思考，但可見餘公英時治學之“方法論”。

閱畢《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儒學“智識主義”是否可能實現現代意義的學術分科，我仍持懷疑立場

補錄。中山圖書館

大部分人觉得好，只是因为他们看懂了余英时摆在台面上那些假设的线索与叙述，并止步于此。他们并不去试图了解作者的意图与撺掇史料的方法，因为这些隐藏着的，不仅拙劣，更气象狭隘。 虽然余英时厌恶六七十年代大陆盛行的意见先行式的史学做法，然而在那个时代里，他却未能免俗...  

历史的延续不在于史官的地记叙，也不仅仅是朝代的相继更替，我想更多的该是历史作为意识的一类在知识精英中的映射，这种映射会因为时代久远而显得苍白，但绝不会消亡。 余先生旨在以戴震和章学诚为切入点论述清代中期的思想史的发展，但其中的许多剖析反而又能从后辈中人...  

还剩了一点点没读完，而且断断续续地读的。 余英时是我很佩服的一个学者，然我于是书则不大感冒滴。。。 首先，戴震与章学诚的联系，真有他叙述的那么大？ 其次，他在一个引文中提及“已（疑当作以）前”，其实他不知道以和已二字古音同，可以通假的，《汉书》中即有二字通假...  

余英时在讨论戴震时的主要观点可概括为两点，一为戴震善于考证，并被目为考证学的领袖（“群狐之首”）但他自己却醉心于义理之学（“刺猬”），用余先生的话来说：“乾隆时代有两个戴东原，一是领导当时学风的考证学家戴东原，另一个则是与当时学风相背的思想家戴东原。” 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