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須爪指人的頭發、鬍須、指甲。本書所研究的，就是關於它們的迷信和風俗。區區發須爪，也有什麼大學問嗎？江紹原先生給齣瞭令人信服的解說。他發現，在古代先民的心理中，發須爪是極其尊貴的，是人體生命精華之所在。發須爪有藥物的功效；發須爪被認為與本主有同感的關係，可以被用為本人的替代品；剪修指甲，應該慎重擇日；死者的發須爪被認為有埋葬的必要，等等。其論述也使我們對古史上的一些重要現象有更深刻的體認。本書不僅考證透徹，而且文筆簡潔流暢，是一部雅俗共賞的佳作。

《發須爪——關於它們的迷信》一書是江紹原先生民俗學研究的代錶作，旨在說明古今人們對頭發、鬍須、指甲迷信的原因以及人們如何應對的手段，文筆簡潔，資料翔實，在已有的關於中國迷信研究的成果中，是最早最完備的一部作品，至今仍不失其參考價值。

江紹原，（1898-1983）我國著名的民俗學傢和比較宗教學傢，祖籍安徽旌德，1898年農曆正月二十日生於北京。他聰穎好學，博聞強記。青年時期就讀於上海滬江大學預科，不久即去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求學，後因病迴國。1917年在北京大學哲學係作旁聽生。1920年去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比較宗教學，1922年在該校畢業後又在意林諾大學研究院哲學專業學習一年。1923年會國人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當時在北京大學學習的容肇祖先生曾聽過他的哲學課。1927年應魯迅之邀去廣州中山大學，任文學院英吉利語言文學係主任、教授，兼任國文係課程。1927年“4·12”大屠殺後離穗去杭州，靠賣文度日。以後，在北京大學、武昌大學、北平大學、中法大學、輔仁大學、中法文化交換齣版委員會、上海中法孔德研究所、河南大學、西北大學等處任教、編纂或研究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先後任山西大學英語係教授、中國科學齣版社編審、商務印書館編審等。1979年被聘為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顧問，1983年被聘為中國民俗學會顧問。

他一生追求進步。“五四”運動時，他正在北京大學學習，五四運動爆發時他積極投入瞭這一愛國運動，參加瞭遊行隊伍，是衝入賣國賊曹汝林住宅、火燒趙傢樓被反動政府逮捕入獄者之一。與魯迅等發起瞭《語絲》雜誌。抗戰時不忍離國他去，不任僞職，過著清貧的生活。抗戰勝利後，參加1946年的地下黨組織的反對選舉為國大代錶的中山公園音樂堂大會，並在《解放日報》上發錶《拼死爭自由》的文章。商務印書館起草之《悼詞》中說：“江先生在解放前國傢民族遭受嚴重危難時期，追求真理，不畏強暴，錶現瞭民主革命精神、愛國主義精神和高度的民族氣節；解放後，他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方針政策，對祖國的現代化建設事業充滿信心。”

這種政治思想上的追求，錶現在學術研究上，就是他的創新和開拓精神。他是1927年北京大學風俗調查會的主席（據1927年北京大學引《國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概略》）。1927年到中山大學後開設瞭《迷信研究》課。他是30年代杭州民俗學會的發起者之一。1930年在北京大學開始《禮俗迷信之研究》課和《宗教史》課。

1920年，北京大學齣版部齣版瞭他的第一本著作《喬答摩底死》，他摒棄那種迷信者的研究佛書法，其“宗旨是要用《遺教經》來做佛學研究的一例。他希望有人能用這種分析、批評、考據的方法來研究佛傢書籍。”（鬍適《序》）1928年3月，上海開明書店齣版瞭他的《發須爪：關於它們的迷信》。它是由1927年發錶之《禮部文件之九：發須爪》一文擴展而成，是更精美的著作，“他說明瞭古今關於發須爪的迷信的原因及人們如何的對付，這本書在中國迷信研究專書中毫不勉強的說是一部最早最完備的。”

1935年商務印書館齣版瞭他的《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他從古籍中對我國古代旅行進行瞭創造性的研究。他對於宗教、迷信的研究，不是單純的為瞭研究而研究，更不是鑽進去做研究對象的奴隸，而是有著明確的位社會進步服務的功利目的。正如周作人在《發須爪·序》中說：“紹原的研究於闡明好些中國禮教之迷信的起源，有益於學術以外，還能給予青年一種重大的暗示，養成明白的頭腦，以反抗現代的復古的反動，有更為實際的功用。”

其《實生論大旨》（1923年亞東圖書館版）、《宗教的齣生與長成》（1926年商務印書館版）、《現代英吉利謠俗及謠俗學》（1923年中華書局版）等譯著，也有他的獨特之處。不管是撰著還是譯著，他都盡量搜集有關材料附於書後，使讀者更加全麵地對書之內容的理解。

1927年，他在廣州中山大學開設瞭“一個從沒人敢講的《迷信研究》一課，編瞭一百多篇的《迷信研究》講義，十八年鞦天又在北京大學開闢瞭《禮俗迷信研究》一課，根據《迷信研究》又增加瞭許多材料，改為《禮俗迷信研究》講義。”（葉德均《中國民俗學會研究的過去及現在》）

他還在《北大日刊》、《語絲》、《鞭策周刊》（多以“不失”為筆名）、《貢獻》、《京報副刊》、《科學月刊》、《東方雜誌》、杭州《民俗調查》等報刊上發錶瞭許多卓有見地的研究文章；五百多則“小品”，是民俗學方麵研究的重要成果。

他精通英語，除翻譯有關英文學術著作外，還用英語講授英國文學課程；還從俄文本翻譯齣版瞭《印度民間故事》（1957年天津人民齣版社）。晚年緻力於《周易》和文物考古的研究。

他是我國民俗學運動的領導人之一，並且在我國民俗學理論方麵做齣瞭開拓性的卓越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