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在程应缪、张家驹、魏建猷等老一辈专家、学者的引导下，半个世纪来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形成了求实、创新的风格，一方面着意培养扎实的史学功底，另一方面注意增强创新意识，扬长避短，占领学术前沿。目前历史系已拥有二个博士点和一个博士后流动站。
1982年，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开始招收硕土研究生。1994年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近代社会研究所。2000年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点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设立，2001年在研究所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并于同年被评为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学科带头人为唐力行教授。目前学科分为三个方向：区域社会经济研究、社会问题与社会变迁、下层社会和帮会研究。各方向带头人分别是唐力行、苏智良、周育民。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以转型期中国社会研究为中心，形成了以下四个特点：
一、整体中国与区域社会研究相结合。区域史研究是国际史学界的新趋向。我们重点研究的江南区域(含上海、徽州)是社会转型颇具特色的地区。区域社会是整体中国的一部分，是整体中国的细胞形式，解剖某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本身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而且下层民众是生活在一个个具体的区域社会中的，我们要眼光向下，关注历史上下层民众的社会生活、组织结构、宗教信仰、传统文化，以及他们与社会大变动的关系等等，重建社会生活的实态，都离不开区域史的研究。例如《江南儒商与江南社会》、《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徽商与宗族社会的历史考察》、《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旧上海黑社会研究》等区域性研究所构筑的社会实态，都有助于加深对整体中国的认识。我们在进行整体中国研究时，也注意充分利用区域资料，力图做到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例如《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中国帮会史》、《中国会道门》等。
二、长时段与短时段相结合。我们认为16世纪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标志着中国传统社会转型的开始。无论是区域社会的研究、秘密社会的研究还是近现代社会问题或知识分子的研究，都不能局限于1840年后社会急剧变迁的一百年，而应该把社会急剧变迁的短时段放到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较长时段中去加以考察，才能克服传统研究局限于一个较短时段的缺陷，使研究更具深度和力度。因此，我们突破了仅仅以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社会变迁来考察转型期的社会，而是提出了明清以来中国近世社会的概念，跳出近代史，又回归近代史。如《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又如，对中国近代区域社会经济的研究，其视野展拓到明清以来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从而更加深刻地揭示了鸦片战争以来江南地区社会经济转型的历史延续性和阶段性；再如中国近代下层社会的研究，从清初以来游民社会的形成人手，并进而研究鸦片战争以后游民社会组织的变化；至于民间会道门的研究，则追溯到更早的历史时段。社会问题与社会变迁研究也是如此，关于毒品问题的研究一直追溯到鸦片流人中国之初始。关于知识分子的研究则下延至当今。即便就一个较短的特定时段而进行的具体研究，如《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捻军起义史》等，也是把它们放在历史流变的大框架中，在具体而细微的研究中为其作历史定位。
三、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研究相结合。传统史学的研究局限于社会上层，而将社会下层排斥于研究的范畴之外。社会下层是历史的主体，也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方面。下层民众在历史长时段的基本状况与社会大变动时的实态是怎样的?他们是怎样与社会发生相互作用的?这些研究对今天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关于下层民众，诸如农民、市民、游民等阶层，家庭、宗族、帮会、土匪、教门等下层社会组织乃至毒品、卖淫等社会问题，都与下层社会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而知识分子、商人等群体既与社会下层有联系，又频繁地在社会上层活动或直接居于社会上层，通过对于上述各个社会群体的研究，可以比较全面地揭示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全貌，展现转型期社会各类社会群体的分化、重组及其心态。
四、注意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创新。转型时期的社会研究，是一个具有跨学科特征的综合研究课题，我们在研究工作中尝试引进新的理论与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把研究推向深入。如区域社会经济的研究不是就经济史谈经济史，而是以商人这一特定的社会群体作为研究切人点，从家族制度、商人组织、商业精神等方面探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互动，使经济活动变成活生生的人的活动。对于游民帮会的研究，我们也不是简单地罗列帮会在各个时期的重要活动，而是既考虑到游民帮会的共性，又充分考虑到区域社会的特点对于各地帮会的特殊风貌的深刻影响。对于知识分子的研究，在把握近代思想发展的总脉络的同时，更加注意知识分子的个性特点。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指导原则下，我们充分吸收并运用区域研究方法、社会学、政治学、谱牒学、心理学等等研究方法，使研究路子越走越宽，不断创新。
在长期的史学研究实践基础上，我们不仅注意史学方法的继承和创新，而且注意培养严谨扎实的学风，从最基础的史料工作做起。以商人作为切人点的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以游民帮会、会道门作为切人点的下层社会研究以及毒品、卖淫等近代社会问题、知识分子的研究，都没有现成的系统整理的史料，大量的工作都带有原创性，需要从最基础的史料工作做起。我们曾经编纂了《明清徽商资料选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等。每个专业方向的形成，几乎都经历了十几年的积累，有的甚至是二、三代人的积累。我们的不少学术成果，已经为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引用并受到欢迎。
近年来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的同仁们辛勤耕耘，成果迭出，正在发扬并发展多年来我们形成的研究特色。为加强与国内外史学界的学术交流，我们在上海市教委和商务印书馆的鼎力支持下，拟出版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丛书，陆续推出同仁之研究成果。希望我们的成果能为史学园地添加几分春色。
作者简介
徐茂明 1965年生，江苏泰州人，1982—1989年就读于苏州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98年任副教授。2001年获历史学博土学位。现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历史系专门史硕土生导师，地方史志研究室负责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土后。研究专长为江南区域社会文化史、中国政治制度史。曾在《历史研究》、《历史人类学学刊》、《学术月刊》等杂志发表《论吴文化的特征及其成因》、《同光之际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秩序的重建》等学术论文40余篇。曾参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6—19世纪苏州与徽州历史发展差异的比较研究”、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等。目前主持的项目有：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明清苏州文化世族与社会变迁研究”、江苏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金项目“3—19世纪江南士人与江南文化研究”等。
目录信息
第一节 研究对象
一、辨“江南”
二、释“士绅”
第二节 学术回顾
一、日本、韩国
二、美国、加拿大
三、中国(含香港、台湾地区)
四、问题与趋势
第三节 文化权力——贯穿本文的概念与思路
一、文化权力的内涵
二、本书思路和框架
第一章 江南士绅与明清专制皇权
第一节 明初政治风暴与江南士绅的沉寂
第二节 明代中后期的社会变迁与江南士绅文化权力的扩张
第三节 清初的严厉打击与江南士绅的沦落
第四节 太平天国兴起与江南士绅权力的全面高涨
第二章 江南士绅与社会基层组织
第一节 官方基层组织
一、从里甲制到保甲制
二、粮长与粮区
三、都图的衍变
第二节 半官方基层组织
一、乡约与社学
二、社仓与义仓
第三节 民间基层组织
一、宗族与义庄
二、善会与善堂
三、会馆、公所与商会
第四节 江南士绅与社会基层组织之关系
第三章 江南士绅的文化权力与社会保障功能
第一节 江南士绅文化权力的运作与维护
一、士绅阶层内的文化互动
二、士绅阶层外的文化互动
第二节 文化权力与江南士绅的社会保障功能
一、江南士绅与宗族保障
二、江南士绅与社区保障
第四章 江南士绅的家族迁徙与区域文化互动——以清代苏州大阜潘氏为例
第一节 大阜潘氏由徽入苏的土著化过程
第二节 潘氏家风对徽州文化的继承
一、服膺宋儒的传统
二、敬宗收族的传统
三、乐善好施的传统
四、务本求实的传统
第三节 潘氏入苏之后的家风衍变
一、儒贾迭相为用由业贾为主向业儒为主转变
二、家风由“高风峻节”向“谨慎谦退”转变
第四节 徽苏两地潘氏族人的交往与文化互动
一、潘氏苏州族人的寻根意识及其宗族观念的回输
二、徽州族人与苏州族人之联系及其对苏州族人之仿效
第五章 近代社会变迁中的江南士绅
第一节 同光之际江南士绅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一、道咸以来江南社会秩序的破坏
二、江南社会秩序重建的主要内容
三、秩序重建之效果与评价
第二节 社会剧变中的民众、士绅与国家——光绪二年江南系列谣言研究
一、谣言的产生、传播及其内容的变化
二、谣言导致的社会恐慌与民教冲突
三、社会各界应对谣言的态度与措施
四、谣言产生的文化背景与社会环境分析
第三节 科举之废与江南士绅文化权力的丧失
一、科举的弊端与西学的冲击
二、1905年科举之废与江南士绅的蜕变
三、余论
主要参考文献
后 记
· · · · · · (收起)
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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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结构安排非常清晰，章节之间的过渡自然流畅，仿佛在讲述一个层层递进的故事。我尤其喜欢作者在每一章开头提出的核心问题，这就像一个导航灯，能迅速将读者的注意力聚焦到该部分的关键议题上。从宏观的区域经济基础，到微观的家庭伦理实践，作者的视野转换得非常自如。对于像我这样对专业历史术语不太熟悉的普通读者来说，这本书的优点在于它成功地架设了一座桥梁，将深奥的社会学和历史学理论，通过具体的历史案例展示出来，使其变得易于理解，但又不失学术的严谨性。它不是那种只写给历史学家的书，而是具有相当的公共阅读价值。读完之后，我不仅了解了“士绅”这个群体，更理解了他们是如何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默默地支撑和塑造了长达数百年的江南历史走向。
评分这本书给我的整体印象是“扎实”和“细密”。它不是那种为了博人眼球而刻意戏剧化历史事件的作品，而是如同一个精密的钟表匠，细致地打磨着历史的每一个齿轮。作者在材料的选择上展现了一种近乎偏执的审慎态度，任何一个论断的提出都建立在详实的证据链之上，这极大地增强了文本的说服力。我个人认为，这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告诉了我们“什么发生了”，更在于它深入探讨了“为什么会那样发生”以及“造成了什么后果”。特别是关于士绅与商业资本的关系，作者提出了许多值得推敲的观点，打破了过去将他们简单二元对立的刻板印象。总的来说，这是一本需要耐心品读、并能带来丰厚回报的著作，它让我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研究多了一份敬畏之心，也对那些曾经的社会精英群体有了更全面、更少偏见的认识。
评分这本书的学术深度令人印象深刻，它没有停留在对历史现象的简单罗列，而是深入挖掘了权力、财富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微妙互动关系。作者在论证过程中展现了扎实的文献功底，无论是地方志、家谱还是私人信札，都被巧妙地整合起来，构建了一个逻辑严密的分析框架。我特别关注到他对“士绅”身份认同的探讨，这种身份是如何在传统儒家理想与日益世俗化的经济实践中不断被协商和重塑的。这本书的理论视角非常新颖，它挑战了传统上对江南富庶的简单化解读，揭示了这种繁荣背后隐藏的精细的社会控制网络和资源再分配机制。阅读过程中，我需要经常停下来思考作者提出的那些精妙的论点，它不是那种可以囫囵吞枣的休闲读物，而是一本需要反复咀嚼的学术精品。它拓展了我对中国传统社会研究的视野，非常适合希望深入了解特定历史阶段社会运作机制的读者。
评分这本书的叙事风格真是引人入胜，作者仿佛是一位老练的民间说书人，将那些沉睡在泛黄史册中的江南家族往事娓娓道来。我特别欣赏他对细节的捕捉，那些关于田产分配、婚嫁礼仪甚至日常琐碎的记载，都带着一种历史的烟火气。读起来，我能清晰地感受到那个时代士绅阶层那种既光鲜又压抑的生存状态。他们既要维持表面的儒雅体面，又要精明算计地维护家族的实际利益，这种内在的矛盾被描绘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关于地方公共事务的处理，比如修筑水利、兴办义学，展现了他们在地方治理中扮演的复杂角色——既是帝国的代理人，又是地方利益的维护者。这本书没有给我灌输宏大的历史理论，而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侧面，让我对“江南社会”这个概念有了更具体、更接地气的理解。那些描绘的场景，让我仿佛身临其境，站在古老的祠堂前，感受着历史的回响。
评分老实说，我最初是抱着一种比较轻松的心态翻开这本书的，期望能读到一些关于风雅生活或者园林艺术的描写。然而，这本书的基调更为严肃和内敛，它聚焦于权力运作和阶层固化的现实层面，这稍微出乎我的预料，但也带来了更深层次的满足感。作者的语言风格非常克制和严谨，几乎没有多余的修饰，一切论述都紧紧围绕着核心的社会议题。我最欣赏的一点是，作者似乎避免了对历史人物进行简单的道德审判，而是将他们置于特定的社会约束中进行分析。例如，对于一些看似不光彩的经济行为，作者会从生存策略的角度去解读，这让整个历史图景变得更加立体和复杂。这本书读完之后，我感觉自己对那个时代的精英阶层有了一种更审慎、更批判性的认识，它迫使我重新审视那些被浪漫化了的“江南记忆”。
评分有点散
评分作者思路和表达都够流畅，将明清至民国江南士绅和地域文化之间动态而复杂的关系通过“文化权利”这一自创概念进行学理阐发，运用海量的方志使文字语言形象生动，读起来不觉乏味；运用现代计量史学的一些手段把复杂的文脉予以厘清，从而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特别是注重对区域和社会的多角度、长时段研读是本书一个出色的地方。此外，读者每有会意之出，作者往往能从旁点拨启发，因而作为《江南文化史》这一选修课的课后阅读，获益匪浅。
评分儒贾迭相为用 士绅与宗族合一/地方自治 苏州与徽州 大阜潘氏/潘奕隽/吴县潘氏
评分综述。文化权力。社会角色和文化功能。沟通国家和农民。
评分有点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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