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塞亚·伯林的遗产》内容简介为：以赛亚·伯林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一九九八年秋，在他去世一年后，纽约人文研究院组织了一场关于伯林思想遗产的研讨会。会议邀请了为数不多的一群对伯林思想颇有研究的学者，以向公开的批评和审视开放的方式集中讨论伯林的思想遗产。多元主义是与会学者一个核心关注点：伯林的多元主义信念是他的思想史研究与哲学论述的核心，他也将多元主义视为自由价值的关键所在。

在会议上提交并编入此书的论文着眼于伯林作品的三个方面。马克·里拉等回溯了伯林关于“刺猬”和“狐狸”之区别的理论的发展和结果。伯林以“刺猬”指称那些对人类行为和历史持有整体的、统一的理论的思想家，而以“狐狸”指称那些信奉多样性的思想家，他们拒绝那种将人性服从于普遍视野的冲动。罗纳德·德沃金等研究分析了面对伯林的洞见——同等合法的价值，如自由与平等，可能走向无法调和的相互冲突——自由主义如何可能继续下去。罗伯特·西尔维斯等探讨了伯林对以色列国的辩护，以及他对以色列所寄托的希望：使其成为能使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这两种经常对立的价值和谐共存的地方。

《以塞亚·伯林的遗产》不仅包括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而且还收入了他们之间现场交流讨论的文本记录。这些探索与讨论显示了以赛亚·伯林的思想在当今社会与政治辩论中依然持续的活力和相关性。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于1997年辞世，享年88岁，这让他的友人与读者感到巨大的损失。伯林有一种罕见的天赋，能将他在阅读他所赞赏的哲学家、诗人、音乐家和政治家的作品时所感受到的兴奋来激发别人，尽管他对那些作品的赞赏从不是纯粹的。在论及思想史的生动作品以及对人物生平的勾勒中，以赛亚•伯林本能性地在他自己与他的研究对象之间保持着批评性的距离。这种本能对他和他的研究对象同样有益。通过发现和揭示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中或一个作者的生活中存在的矛盾，通过指出一个卓越政治家的远见如何被一些盲点所遮蔽以及被无意识的局限所制约，伯林得以展现他在道德上与政治上为之辩护的多元主义是如何深入地根植于人类经验之中。他以这种方式赋予了他所珍爱的东西更多的价值。

1998年秋，纽约人文研究院主办了一个纪念伯林逝世周年的会议。此前，牛津、伦敦、华盛顿和耶路撒冷已经举办过各种悼念活动，但这些活动主要意在赞美伯林的个人品质——他的热忱、他的智慧、他对音乐的钟爱、他对闲谈的热心以及他的谈话天才。我们相信，一个不同类型的纪念活动——集中讨论他的思想遗产，并以他会赞赏的方式，向公开的审视与批评开放——也会是合适的。因此，人文研究院邀请了为数不多的一群对伯林著作颇有研究的学者和作家汇集纽约，展开为期两天的研讨与辩论。这是一次愉快而令人兴奋的活动。起初，我们并没有发表论文集的计划。学术会议大多是昙花一现的事件，很快就会让人失去兴趣。但是以下几种考虑说服我们改变了想法：提交给会议的论文的质量，它们所激发的辩论的强度，列席会议的听众的数量之多，以及我们所收到的索取会议记录的众多请求（特别是在关于会议的一篇文章在《纽约时报》刊出之后）。这部文集的发表受惠于丹尼尔·罗斯与乔安娜·罗斯（Daniel and Joanna S. Rose）的赞助以及洛蕾塔·兰迪·索伦森（Loretta Landi Sorensen）在编辑方面的协助，我们对此深表感谢。

纽约学术会议的不同部分都涉及了多元主义的各种方面——道德的、意识形态的、伦理的和文化的。对多元主义的承认与宽容被伯林看作是自由主义价值的精髓所在，而且他相信，他对多元主义的分析是他对道德与政治思想的主要贡献。而他那些哲学性较强的研究，也是通过这个思想线索，与他另一些性质不同的对思想史和当代政治的探索形成了联系。这部文集起始于探讨伯林的多元主义如何萌生于他在思想史中所发现的“刺猬与狐狸”之间的差别——“刺猬”建立了关于人类行为、历史经验与政治价值的无所不包的统一性理论；“狐狸”则在所有地方都看到了多样性，而畏惧那种甘愿把人类尊严牺牲于一个理念祭坛上的狂热分子。伯林用这种分类来区别与对比现代思想的两大潮流，一种来自德国与法国的启蒙运动，另一种出自更少为人理解的源头——他称之为“反启蒙运动”，这个术语也因为他的使用而变得流行。艾琳·凯利、马克·里拉和史蒂文·卢克斯对这两种思想潮流的特征以及它们与现代自由主义的关系表达了不同的见解。

第二组论文考察评价了伯林具有影响的哲学论断：客观上有效的（的确也是吸引人的）人类价值必然相互冲突，所以满足一种价值必然意味着牺牲另外一些价值，而这个损失是无可挽回的。我们如何来理解这一论断，它是合理的吗？这恰恰涉及到，比如，在自由与平等这两个观念中，一个理想只有在牺牲另一个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吗？或者，伯林所辨识的这两个理想之间表面上的冲突仅仅反映了对于如何理解和贯彻它们的一种误解和不确定性吗？如果自由主义的各种核心价值之间的确互相冲突，那么我们能以此推论自由主义必定失败吗？或者这仅仅意味着自由主义必须谨慎地避免那些过度的和不现实的方案吗？这些是罗纳德·德沃金、伯纳德·威廉姆斯、托马斯·内格尔和查尔斯·泰勒等人提交的论文所针对的主题，也是在论文报告之后他们之间热烈辩论的话题。

第三组论文致力于讨论民族主义问题，特别是在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和以色列国的语境中。正如像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在新近出版的优秀传记作品《以赛亚·伯林的一生》（Isaiah Berlin:A Life）中所显示的那样，伯林对民族主义问题的专注思考与他对20世纪以色列和犹太人命运的热烈关切是紧密相联的。虽然在伯林的其它作品中，他强调各种价值之间的多元性冲突以及种种被迫的妥协，但在这个主题上他却坚持认为，自由主义的价值与现代民族主义的现实或许可以和谐相容，前者之中养成的那种“正派感”（the sense of decency）可能会在后者所提供的归属感中找到根源。罗伯特·西尔维斯、阿维赛·玛格里特、理查德·魏赫姆和迈克尔·沃尔泽在此讨论了“自由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原则以及作为实践性的政治目标——的内在一致性。

纽约会议所讨论的这些主题当然没有、也并不想要穷尽以赛亚·伯林作品惊人的丰富性。许多他最为重要的思想论题——浪漫主义、政治家以及俄国文学等——都没有被纳入这次会议的讨论之中，但我们期望这部文集将会引发更多的同道，继续致力于对以赛亚·伯林非凡思想成就的全面研究。

刘擎:1963年出生。1985年获东华大学硕士学位。1985—1991年任教于东华大学社会科学部。在1980年代曾尝试诗歌、话剧与电影创作。1991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马凯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获政治学硕士、博士学位。2000—2003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二十一世纪》副主编。 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西方思想史与政治哲学的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