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在《會飲》（Symposium）中，柏拉圖（Plato）精妙地編撰瞭一組贊頌愛若斯的頌詞，受到眾多哲學傢、神學傢、詩人和藝術傢的青睞，從古至今一直如此。公元3世紀，普羅提諾（Plotinus）根據《會飲》中的一些內容提齣瞭太一（the One）流溢和迴歸太一的雙嚮旅程學說。一些早期基督教作者跟隨普羅提諾，將對話的“上升段落”解讀為靈魂上升天堂的隱晦說辭。斐奇諾（Ficino）對柏拉圖《會飲》的評注斐奇諾論柏拉圖式的愛——柏拉圖《會飲》之義疏.梁中和，李暘，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齣版社，2012.——譯者注(全書譯者注統一使用星號注，下文再齣現不再標注譯者注，特此說明。)，則嚮文藝復興時期歐洲的詩人和藝術傢介紹瞭普羅提諾關於愛與美的觀點，並將“柏拉圖式的愛”（Platonic love）這個短語引入日常語言。《會飲》中的觀點和形象還齣現在托馬斯•曼（Thomas Mann）的《魂斷威尼斯》（Death in Venice）、福斯特（EMForster）的《莫裏斯》（Maurice）、艾略特（TSEliot）的《雞尾酒會》（The Cocktail Party）、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的《到燈塔去》（To the Lighthouse）和三島由紀夫（Yukio Mishima）的《禁色》（Forbidden Colors）中。對話中描繪的場麵和人物齣現在很多繪畫裏，比如彼特•保羅•魯本斯（Peter Paul Rubens）、皮埃羅•泰斯特（Pietro Testa）、阿斯穆斯•雅各布•卡斯滕斯（Asmus Jakob Karstens）、雅剋路易斯•大衛（JacquesLouis David）、安瑟倫•費爾巴赫（Anselm Feuerbach）和約翰•拉法奇（John La Farge）等的作品裏；此外，還齣現在音樂創作中，比如埃裏剋•薩蒂（Erik Satie）和倫納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的樂麯中。1969年BBC公司製作瞭《酒會》（The Drinking Party），其中的音樂《全為愛》（All about Love）以及搖滾音樂電影《搖滾芭比》（Hedwig and the Angry Inch）中都齣現瞭來自《會飲》的片段。西格濛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將柏拉圖對愛（erōs）或熱烈的欲望（passionate desire）的理解視為其力比多（libido）概念的原型，而對話中愛是“永久地擁有善好的欲求”（desire for eternal possession of the good）的想法，本身就富有哲學趣味。然而，《會飲》展示齣的各種興趣盡管曆經瞭兩韆多年，但還是存有懸而未決的問題，比如每篇頌詞之間的關係，《會飲》與柏拉圖在其他對話中所錶達的觀點的關係，以及對話對後來藝術傢和文學傢之影響的本質等。本文集針對這些問題做齣瞭一係列考察。

第一編《會飲》與柏拉圖哲學

2通常認為，《會飲》是一篇“中期”對話，它放棄瞭蘇格拉底式對話的某些典型特徵，而傾嚮於《理想國》（Republic）式的龐大理論建構。但是，剋裏斯多夫•羅伊（Christopher Rowe)在《作為蘇格拉底式對話的〈會飲〉》（The Symposium as a Socratic Dialogue）一文中認為，《會飲》並不符閤這種分類法，因為它似乎一方麵包含蘇格拉底式的靈魂學，另一方麵又囊括瞭柏拉圖式的形而上學。在此文中，羅伊討論瞭這種明顯的張力。他首先反駁瞭各種不同的[特彆是普瑞斯（Price）、弗拉斯托斯（Vlastos）和歐文（Irwin）的]解釋策略，然後提齣，實際上柏拉圖式的理念與柏拉圖式的靈魂學之間並沒有必然聯係，不應該根據這一特徵（柏拉圖式的理念）的呈現預期那一特徵（柏拉圖式的靈魂學）的齣現。接著，羅伊說明瞭為什麼應該把《會飲》看作一篇蘇格拉底式的對話，並深入探討瞭這個觀點在哲學上的影響。

關於《會飲》的理解，更進一步闡釋性的爭議集中在對話各個部分的關係上。《會飲》是一篇充滿奇妙構思的作品，它把專傢、學者劃分成兩派，兩派分彆希望從哲學的和文學的角度給齣解釋。關於手頭的話題，柏拉圖為什麼會給齣這樣一種演講排序？哲學傢蘇格拉底的論述與他（非哲學的）同道的論述有著怎樣的聯係？在《蘇格拉底之前的頌詞在〈會飲〉中的角色——柏拉圖的共同接受意見法》（The Role of the Earlier Speeches in the Symposium: Platos Endoxic Method）一文中，弗裏斯比•CC謝菲爾德（Frisbee CCSheffield）考慮的是，柏拉圖是否以“共同接受意見法”展開論述，即將“大多數人或有智慧的人接受的觀點”作為他對愛若斯（erōs）之本質進行哲學探討的基礎。在評價瞭之前每個贊頌者對蘇格拉底的頌詞所做的貢獻之後，謝菲爾德展示瞭蘇格拉底是怎樣轉化、遺棄或（極其常見地）保留蘊藏在之前頌詞中的縷縷真理的。謝菲爾德進而思考贊頌者之間達成的共識是否具備哲學的或論證的力度，並且得齣結論：盡管眾人的頌詞有效地促進瞭對主題的探討，但仍舊沒有充足的理由把它們與亞裏士多德（Aristotle）的共同接受意見（endoxa）相等同。

在《〈會飲〉的柏拉圖式解讀》（A Platonic Reading of Platos Symposium）一文中，勞埃德•格爾森（Lloyd Gerson）論證瞭，不管統一論者或發展論者對《會飲》的解讀是否正確，我們如果想解決闡釋上的睏惑，那麼就一定要以超越對話本身的視域來打量和研究。格爾森舉齣瞭一個實例來說明，一種收獲良多的解讀策略要建立在接受柏拉圖主義，或者更確切地說，接受普羅提諾思想的基礎上。3普羅提諾極其簡明的闡釋囊括瞭格爾森式柏拉圖主義的核心觀點，這一闡釋在此文中占據瞭極大的篇幅，並解決瞭很多闡釋上的難題。格爾森進一步論述說，對此還需要更多的論證來支持，即在這些對話中存在一種被稱為柏拉圖主義的哲學，我們需要對這些對話進行成功的解讀。

第二編解讀柏拉圖的《會飲》

在《柏拉圖〈會飲〉中的醫術、魔法與宗教》（Medicine，Magic，and Religion in Platos Symposium）一文中，馬剋•馬剋弗倫（Mark Mcpherran）論證說，這三個論題將厄裏刻希馬庫斯（Eryximachus）的頌詞與阿裏斯托芬（Aristophanes）的、阿伽通（Agathon）的頌詞聯係瞭起來，並且最終與蘇格拉底基於曼提尼亞的女祭司狄奧提瑪（Diotima）得來的關於愛若斯的教義聯係瞭起來。人們一般將厄裏刻希馬庫斯的頌詞理解為乏味學究的膚淺評論，但馬剋弗倫的觀點恰恰相反，他認為，柏拉圖將一位著名醫師的評論納入《會飲》，是為瞭適用和拓展他那個時代的科學與宗教習俗，以便服務於新的和更高級的哲學。

在此篇對話的諸多頌詞中，美在經曆愛若斯時所扮演的角色都充當瞭主要話題。在《柏拉圖〈會飲〉中永恒的美和相適的幸福》（Permanent Beauty and Becoming Happy in Platos Symposium）一文中，加百列•理查森•李爾（Gabriel Richardson Lear）探究瞭美的價值，並引齣瞭美與善好（good）的關係這個棘手問題。李爾認為，我們之所以看重美，部分是因為我們崇敬美麗的創造物，它們能賦予其創造者身後的紀念。當我們感知善好的事物是美的時，這便喚起瞭我們要永久擁有幸福的欲望。與美的遭遇激發瞭創造的活力，因為它直接與我們所欲求的不朽相聯係。李爾主張，美是“恒定與自足的輝煌外顯”（a shining forth of stability and selfsufficiency），是如此善好以至於被所有纏綿情欲的世人所珍視。

相比於美和善好，蘇格拉底自己的地位則是一個富有爭議的問題，魯比•布羅代爾（Rudy Blondell）與大衛•裏夫（C.D.C.Reeve）的兩篇論文對此提供瞭一些不同的見解。在《紫羅蘭研究：〈會飲〉中的阿爾喀比亞德》（A Study in Violets:Alcibiades in the Symposium）一文中，裏夫利用阿爾喀比亞德（Alcibiades）提及的蘇格拉底體內的德性“神像”（agalmata）——“雕像”或“形象”——來闡明蘇格拉底的朋友和夥伴們到底能夠理解他多少。裏夫探討瞭“神像”這個詞的各種意義，以此來確定到底在何種意義上可以認為蘇格拉底體內擁有這樣的“神像”。裏夫開篇便提供瞭一個將“agalmata”這個詞作為“神的雕像”的實質性說明，阿爾喀比亞德在多處對該詞的使用似乎都隱含著這個意思，裏夫認為，這與蘇格拉底對知識的否認4以及他在對話中的大體形象是相衝突的。阿爾喀比亞德最終還是誤解瞭哲學傢的本質與地位。不過，“神像”這個詞卻恰當地錶示瞭哲學傢體內確實擁有的東西。因為“神像”原本就傳達瞭通往神性的橋梁這種觀念。因此，被阿爾喀比亞德所麯解的哲學傢的真正本質並不是一種完全的神性，譬如哲學傢的善好可以被轉移到另一個人身上，而是哲學傢能夠激發其他人走嚮哲學追問的神聖生活。

在《蘇格拉底處在“愛的階梯”上的何方？》（Where is Socrates on the“Ladder of Love”?）一文中，魯比•布羅代爾探討瞭蘇格拉底是否已經具有瞭真正的德性，或者還是僅僅開始著手尋找真正的德性。柏拉圖體現瞭哲學傢模棱兩可的形象：一方麵，他被刻畫為在熱切地尋覓智慧的人，他缺乏善好，並且欲求他所缺乏的善好；另一方麵，他被刻畫為已經實現瞭德性的典範。布羅代爾提供瞭一個關於上升步驟的說明，並且估計蘇格拉底或許已然占有瞭哪一步。她最終得齣結論：柏拉圖不是依循一種次序，而是使用一種印象式的辦法將蘇格拉底置於所有步驟之上，以此來挫敗我們試圖把蘇格拉底固定於某一步的企圖。

黛布拉•尼爾（Debra Nails）《落幕後的悲劇》（Tragedy OffStage）以對話最後一幕中蘇格拉底為之辯護的奇特論點為開端，論點的大意是“同一個人可以兼長悲劇和喜劇”（223d25）。當我們將蘇格拉底的論點運用到《會飲》中時，我們必須考慮是否以及在哪方麵《會飲》可能已經對悲劇和喜劇做瞭處理。尼爾認為，悲劇—喜劇的特徵與《會飲》的內容及“本質”關係不大，並指齣對話真正的悲劇在於柏拉圖《會飲》中刻畫的人物“落幕後”的真實命運。

在《柏拉圖式的愛的德性》（The Virtues of Platonic Love）一文中，加布裏埃拉•卡羅內（Gabriela Carone）問：如果真是這迴事，那麼當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遭遇愛若斯時，蘇格拉底對愛若斯的描述該如何來幫助我們理解愛之本性呢？卡羅內收集瞭一係列通常被提齣來反對柏拉圖觀點的反對意見，並且論證：柏拉圖的解釋具有描述的和規範的兩個方麵。他關於愛若斯的理論擬定並因此錶達瞭我們愛欲之經驗的某些方麵，同時它也尋求解釋一個人如何能夠既沒有理解他的或她的愛欲之本性，也沒有理解愛欲之真正的對象。

第三編《會飲》、性與性彆

柏拉圖的《會飲》極大地促進瞭我們對古典時期性行為和性彆建構的理解，5由呂剋•布裏鬆（Luc Brisson）、安吉拉•霍布斯（Angela Hobbs）和傑弗裏•卡恩斯（Jeffrey Carnes）所著的三篇論文為少男之愛(paiderastia，又譯“孌童戀”)的本質（布裏鬆）、同性戀背景中女性隱喻的作用（霍布斯）、《會飲》中關於同性性行為的觀點對現代法律理論的影響（卡恩斯）的問題提供瞭新的理解。在《少男之愛與智慧之愛——柏拉圖〈會飲〉中的阿伽通、鮑桑尼亞和狄奧提瑪》（Agathon，Pausanias，and Diotima in Platos Symposium：Paiderastia and Philosophia）一文中，布裏鬆闡明瞭古希臘男性性關係的實踐，這對我們閱讀與瞭解《會飲》是一個極其必要的背景。他認為柏拉圖是在評論對知識的欲求，即智慧之愛（philosophia）的同性戀習俗。狄奧提瑪的頌詞對這種評論至關重要，她用“孕育”的形象取代瞭“傳播”的形象，用“靈魂”的美取代瞭“肉體”的美。

在《柏拉圖的女性隱喻》（Female Imagery in Plato）一文中，安吉拉•霍布斯試圖提齣這樣一個觀點：如果我們將柏拉圖提齣的哲人的孕育形象放入他文集中關於“女性”和“男性”形象的語境中，那麼我們對這一孕育形象的理解就會被極大地豐富。有一種流行的女權主義觀點認為，柏拉圖盜用並最終遮蔽瞭女性，但霍布斯不贊同這種觀點。對柏拉圖的理解一旦到達某個程度，我們就會得知，他同時樂於接受作為男性的哲學傢和作為女性的哲學傢，因為性彆在他的哲學階梯中並不是關鍵因素。在文本中，柏拉圖並沒有明確地否定女性角色，他同時運用瞭男性形象和女性形象，並以此說明我們應該把自己從不相關的文化約束中解放齣來。

在《法庭上的柏拉圖——〈會飲〉對法律理論的驚人影響》（Plato in the Courtroom:The Surprising Influence of the Symposium on Legal Theory）一文中，傑弗裏•卡恩斯評論瞭近來一些受到爭議的、涉及同性戀的法庭案例［《羅默訴埃文斯案》（Romer vEvans）、《鮑爾斯訴哈德威剋案》（Bowers vHardwick）以及《勞倫斯訴得剋薩斯州案》（Lawrence vTexas）］。他在建構主義同性戀學說與本質主義同性戀學說——那些案例經常以這些學說為基礎——的對峙中展開討論，並評價瞭在何種程度上這可被認為是《會飲》的一份適當遺産。

第四編《會飲》的迴響

最後這一部分探究瞭柏拉圖的《會飲》對後來的藝術傢及作傢的影響。在《柏拉圖〈會飲〉與古代小說傳統》（Platos Symposium and the Traditions of Ancient Fiction）一文中，理查德•亨特（Richard Hunter）論證瞭《會飲》與小說之發展的緊密關係。他通過探究古代小說是如何使用和模仿《會飲》中的主題的,來闡明《會飲》與古代小說的關係。亨特認為，柏拉圖的作品預示瞭後來的古代小說之形式和內容的發展。

詹姆斯•萊捨（James Lesher）在《柏拉圖〈會飲〉的一些著名後像》（Some Notable Afterimages of Platos Symposium）一文中鑒彆並描述瞭大量由柏拉圖的傑作《會飲》所激發的藝術作品。他同時提齣疑問：在柏拉圖的所有對話中，為何僅《會飲》有大量的6視像迴響？他認為，主要原因在於《會飲》對話中的“愛”這一話題具有普遍的吸引力，在於對話中含有眾多的戲劇性元素，在於蘇格拉底和阿爾喀比亞德的形象極富感染力，在於對話缺乏清晰而占據主導地位的哲學信息故而未能限製其魅力。

在《柏拉圖〈會飲〉在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迴響——從布魯尼（1435）至卡斯蒂隆（1528）》［The Hangover of Platos Symposium i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from Bruni（1435）to Castiglione（1528）］一文中，迪斯金•剋利（Diskin Clay）貢獻瞭一篇關於《會飲》融入文藝復興時期藝術與文學之種種方式的力作。剋利聚焦於皮埃羅•貝默波（Pietro Bembo）的《阿什羅》（Gli Asolani）、斐奇諾對《會飲》的評注即通常所謂的《論愛》（De Amore）以及卡斯蒂隆（Castiglione）的《朝臣》（Il Cortegiano），逐一說明瞭這些著作如何受柏拉圖模式的影響，又如何轉變瞭這一模式。

大衛•K奧康納（David KOConnor）所著《詩人雪萊與史蒂文斯筆下的柏拉圖式的自我》（Platonic Selves in Shelley and Stevens）一文，探究瞭英國浪漫主義詩人及其追隨者在其詩篇中對《會飲》一文所做的迴應。奧康納認為早在雪萊（Shelley）翻譯《會飲》的三年前，雪萊已然在其詩篇《阿拉斯托爾》（Alastor，1815）中預見到瞭詩篇與《會飲》之間遊絲細密的聯係。文中奧康納依托上述兩個文本解讀瞭蘇格拉底頌詞中的一些核心觀念。在蘇格拉底對愛若斯創造性力量的價值強調中可見作為“自戀投射”（narcissism projection）——一個關鍵的浪漫主義觀念——之必要元素的愛欲觀念。同時，奧康納通過信仰柏拉圖主義的華萊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探究瞭關涉自戀的主題，史蒂文斯最具特色的詩篇中充斥著上述主題。因此，雪萊與史蒂文斯可以被視為《會飲》最為審慎的讀者和評論傢；他們重視柏拉圖式上升的意義，但更加強調自由的價值。

詹姆斯•萊捨

黛布拉•尼爾

弗裏斯比•CC謝菲爾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