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清末民初，正是中国教育思想极大转变时期：由私塾转变到学校教育，由传统保守思想转变到接受西洋学术思想，由古典文学转变到提倡白话文；正如美国教育家克柏莱（E.P.Cubberley）所说的：“在复杂方言的中国，正把古老的文化从困难中转到西方性的文明。” 杨亮功先生幼受私塾教育，大学时代正逢五四运动，其后又留美研究教育。《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这一本小书，虽系作者个人的叙述，但却充分反映了这个伟大转变时代学术思想上所表现的一种新生的智慧之火。本书实为中国早期教育蜕变最珍贵的史料。

《五四》一书，刊行于1919年9月，是记载五四运动最早出版的一本书。书中所载，皆系编者的第一手资料。读者可以从这一本书，认清五四的真面目，体会五四的真义。亦可以了解到此一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或其他外在因素的关系。

【书摘】

一、青灯家塾忆童年

我在六岁时（光绪二十六年实足五岁）开始上学，系附读于一邻居李姓家塾。先生教我认方块字，读千字文，百家姓。因体弱多病，不久即辍学。

次年父亲与亲戚李养吾先生两家合请一位合肥王春茂先生做家庭教师，书房设在我家，伙食按月轮流供应，学生仅李家姊弟公桂、公会和我及弟保钧四人。王先生有六十多岁，随他而来的，有他的十二三岁的顽皮孙子，和二十多斤重的光滑青石球。

王先生虽精于拳术，并不教我们技击，对于我们的书本功课亦不十分严紧。每日除读书习字例行功课外，常带我们出外散步（女生除外）。沿河两岸，农田菜圃，以及市场庙宇皆是足迹常到的地方。王先生的理想中，并没有甚么叫做示范教育——使学生了解人生实际生活，多与大自然界接触。王先生的理论是不赞成年幼学生终日关在书房里如关在监狱一样，那是会闷出病来的，应当让他们多在野外散步，舒散筋骨。我那时仅是六七岁小孩子，想像力与联想力尚未十分发达，谈不上欣赏大自然的美。四壁云山，一湾秋水，并不能引起我的爱好。可是夕阳西下，牧童村歌，却也令人有点悠然神往。

王先生只教我们一年不再继续了。我在那一年中除了死记若干生字，读了一部史鉴节要外，似乎别无所获。

王先生去后，父亲单独聘请一位含山赵仲平先生来教我们兄弟二人。赵先生系上海格致书院毕业，不满四十岁，性情很和平。他另有一套教学方法。他一方面教我读经书（论语、孟子、左传），一方面订购些上海文明书局新出版的史地动植物各种小学教科书，用白杭连纸、石印、线装的本子，远较现在小学所用教本为美观。上有插图，文字浅近，最易引起阅读兴趣。在当时科举尚未废除，内地私塾采用教科书为教本，使学生能接受若干新的知识，总算开风气之先了。不过赵先生教我读经书，仍用死记的背诵方法。有时我遇着艰涩长句背诵不来，他始为我略加讲解，意义明了后，便容易读熟。我觉得过去私塾背诵方法自有它的用处，不一定就要废除。我现在对于五经四书还有一部分能够记得，是靠着当时背诵之功。不过背死书而不讲解却是一种虐政。古代希腊小学读字母用一种诗的方式，读书要有音调，这也是一种帮助背诵的方法。

那时我的祖父虽已六十多岁，他还掌理家务。关于我们兄弟的教育则由父亲照管。我们每天早晨上学前，总要到祖父床前叫一声“爹爹”。他伸出头来在我们面颊上亲一亲，每人给制钱三枚。当时物价三个制钱可以买两根油条。后来物价上涨，每天给我们的钱，也跟着调整。到了每天给我们一个铜角子时（值十个制钱），我就快要离开家庭到县城进高等小学了。祖父每日看的是《申报》，那时北京京师大学堂新创办，报纸上常载有京师大学新闻。祖父很重视这个全国最高学府，因此他常常叫我的小名问我：“X X，你将来长大时是不是要到北京进京师大学堂呢。”我总是回答说：“是，我将来长大时一定要进京师大学堂的。”他听了非常高兴。祖父是辛亥那年去世的，到了民国四年夏天，我到北京考学校，其时北京大学考期已过，我考进了国立北京工业专门学校。但我宁愿放弃工专正式生资格而跑到北京大学去做旁听生，一年后考试及格改为正科生。这固然由于我不愿学工科，也是想完成祖父的期望。

光绪二十九年我已经九岁，父亲集合本家大房、三房、五房几位伯叔及亲戚李养吾先生共同创办一所初级小学，取名养正小学。校舍借用大房的两路平房，加以改造，并添建讲堂两间及操场一个。所收学生，仅限于杨、李两家以及两家亲戚的子弟，总共不满三十人。按程度分甲乙两班，我分在甲班。校长由三叔祖鉴堂担任。教师只在外面请一位靳穆如（名铎）先生专教国文，其余科目由创办人各就所长分别担任如下：

科目 教材 担任人

修身 孝经 叠筠二伯

读经 大学、中庸、左传等 父亲

国文 古文观止、东莱博议 靳先生

历史 纲鉴易知录 月如三叔

地理 乡土地理

格致 动植物

算术 算术、珠算 子宽三叔

体操 李养吾姻长

以上除靳先生外，其余全不支薪。学校功课以经史国文为主，父亲及几位伯叔皆系科举出身，担任经史课程，当然很合适。子宽三叔的算术程度虽不深，但教授初级小学，是足够应付的。李养吾姻长是一位军官，曾带兵远征广西苗人，他教我们体操未免有点大材小用。其外大房有三位老兄味埙、仲篪、纫兰在南京两江师范读书。他们暑假回家时也尽点义务，教我们地理及格致，并教我们一点日文。

这种半新半旧式的小学，等于一种变相的家塾，也可以说是由私塾到新式学校转变中的一种过渡教育。学校虽采用班级制而仍沿用私塾式个别教学。教学方法仍是背诵式与讲述式。经书国文不仅要背诵而且要“回讲”。每星期作文一篇，每天写大字一张，小字半张，点阅《纲鉴易知录》两页。这种日常工作与在私塾时并无差异。

校内功课相当的紧，各家家长皆不愿其子弟落在人后，故督促甚严。学校教学虽不像过去欧洲耶稣会学校完全以竞争为教学原则，但是由于长辈们有争强好胜心理，因此我们同辈学生对于功课竞争甚烈，甚至因竞争而生嫉妒。

大伯幼篯在伯叔辈中年龄最长，文学亦最好。他在外做官，年老回家，闲居无事，有时为我讲些诗赋。他讲的是《唐诗三百首》和《赋学正鹄》。有一天他看见我的作文课本，向父亲说我将来可以造就，要父亲多注意培植。不意这句话竞引起几位同辈的妒心。因此我想一个人在社会上，能为人所敬爱而不为人所嫉妒，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学校在暑假中虽不上课，但是我们每天仍照常到学校读书写字。晚间叔伯子侄们往往聚集在学校操场上乘凉，大伯有时出对子考我们，最优者有奖品，一枝笔，一碇墨或十个铜角子。我还记得三付很好得奖的对子。

一

重帘不卷留香久

万籁无声下笔迟

二

无风灯焰直

有月竹阴寒

三

驴背不如牛背稳

马皮何用虎皮蒙

有一天本县县官陪同一位姓沈的省视学来到学校视察，翎顶辉煌，后面跟了一大群随从，这件事轰动了全乡镇教育界，也是学校开办以来一件大事。沈视学留住在校内，县官另有“行辕”。镇上一位武官每日早晨衣冠整齐到学校来向沈视学磕三个头，站起来，再打一千。这位视学先生只是拱手作答。我看了很奇怪，便问父亲，他说：“因为沈视学是一位读书人，读书人是受人尊敬的。”这句话的意思当然是在勉励我要读书。沈视学在学校住了三天就走了，临走的时候还假城隍庙戏台演说一次。讲的是劝人家父兄送子弟进学校及女子要放足。

到了光绪三十二年，学校为我们甲班生在县城办毕业会考。父亲同几位伯叔送我们去考试。雇了一只夜行船。由柘皋镇到县城要穿过巢湖，约有六十里水路。初上船时，月色甚佳，一舟容与，大家甚为高兴。等到出河口时，风雨大作，乃避人港内，住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后始到县城。考场借用县立高等小学，国文题目就是高小大讲堂所悬横匾上的四个字——“士先器识”。我们毕业后，养正小学不久亦结束。

我在小学读了四年，这四年中，我进步之速，远非在私塾时所可比。特别是经史国文已有基础。后来升入高小及中学，关于这部分功课，颇能应付裕如，考试成绩常在优等。就是到后来进入北京大学专习中国文学，又何尝不是因为在小学时偏重文史之关系。所以小学教育最不可忽视，一切一切皆足以影响到将来。今事隔五十年，回想当时祖父对我期望之殷，父亲劳心焦思教我为学做人，其所给与我的恩惠，真是无法报答。一灯如豆，半夜书声，儿时情景，徒供回忆而已。

二、五年北大读书生活

我在养正小学毕业后，升入本县县立高等小学，读了四年，于宣统三年考入合肥庐州中学。我记得入学考试国文试题为“制礼以崇敬”，这种深奥题目实难以下笔。（到现在我还未查出此题之来源。有一次问及适之先生，他一时亦未查出下落。）我大胆的走到学校监督张子开先生面前，询问题意。这位老举人理学先生并不拒绝。我遂将他所讲的话，编凑成一篇论文，竟蒙录取。此校为李鸿章后人所创办，假旧庐阳书院为校舍。师资设备较一般私立中学水准为高。曾一度聘请安庆高等学堂监督严几道兼任本校监督，并聘有一位英国教师。民国成立后改为省立第二中学，李诚庵先生为校长，后由张琴香先生继任。学校管理甚严，学校学监与学生食住同在一起，与欧洲中等学校管理学生办法颇相似。由于我在小学国文已有了基础，因此在学校每学期考试成绩总在第二名。而陈维藩同学则包办第一名，他年龄比我长，国文程度比我好。

民国四年夏，我在合肥省立第二中学毕业，即束装北上，作升学准备。这是我初次出远门，父亲由乡间伴送我到县城。父亲于宣统年间曾以孝廉方正晋京殿试，对于途中一切情形指示甚详。由巢县搭小轮，经芜湖，乘大轮，到南京，转津浦铁路北上。同行一共四人，皆系本届毕业同学，路上相互照料，减少很多旅途上的困难。到北京时已八月中旬，我所希望投考的北京大学试期已过。遂投考国立工业专门学校，幸获录取，尚未注册人校，即听说北京大学旁听生尚有余额，于是又转入北京大学。我之所以宁愿牺牲工专正式生资格而做北大无学籍的旁听生，一由于要达成家庭要我进大学之愿望；二由于我在中小学读书，一向是偏重文史，而且那时一般学生心理，不大重视理工科，——恰与现在相反。我在一学年完毕后，由旁听生改为预科正科生。

北大预科功课甚为严紧，其教育目的在作升人大学本科之准备，所以学科方面注重语文训练及基本知识之培养。预科学长徐崇钦先生特别偏重英语，他本人就很少说中国话，因此外籍教授颇占势力。有些科目是全用英语讲授，教西洋史及演说学的便是两位英国人。西洋史是用迈尔斯《世界通史》（Myers：General History）做教本，演说学是选读短篇英文演说。这位教演说学的英国人不仅要我们背诵演说词，而且要于背诵时能表现出优良的演说姿式，很像古代希腊老师教学生读荷马史诗一样。不仅要背诵朗吟，还要表情。另外一位教英文的郭先生上课时也是用英语教学，他用的教本是Tales from Shakespeare。我是刚从内地中学毕业，英文程度很浅，因此感觉有些吃力。

那时预科国文是由沈尹默先生担任。沈兼士先生则教文字学，我们最怕沈兼士先生的考试，他常考冷僻篆字，稍不留意就有零分的危险。其外有陈百年（大齐）先生讲授哲学概论。桂邦杰先生教授地理，这位老先生善诙谐，加上一口扬州土音，说起话来，常常教人发噱。到了第二年，马幼渔（裕藻）先生教我们的国文，一年中只讲《庄子•天下》篇一篇，旁征博引，大有欧洲中世纪大学教学的作风，——专重评解“注释”，可是得益不多。

大学预科的设置，是民国元年蔡孑民先生做教育总长时所主张，到了民国十一年后始废除。我现在感觉到这个制度实有其优点。学生在大学预科有了语文及普通学科之充分准备后，升入本科时学习专门学科可以减少许多困难。中世纪欧洲大学初创立时，设有文、法、医和神学四科，而文科实系其他三科之预备科，——准备拉丁文（当时大学教学系用拉丁文）。目前我国大学成绩低落，语文程度不够是其主要原因。

民国五年底，蔡孑民先生继胡仁源先生主持北京大学，次年夏季招生，对于投考文科中国文学系的资格特放宽尺度，大学预科未毕业者，亦可投考。我见猎心喜，结果居然考取。我记得我的考试成绩是国文七十五分，文字学八十分，历史成绩最坏，平均总算及格。因此我在预科只读了两年，加上本科三年，共在北京大学读了五年。

我在北京大学本科就读，正是北大学术风气转变最剧烈的时期，这个转变的结果竟导致了全国学术思想之转变。尼克尔（John Nichal）在其所著《拜伦传》中曾说过：

“从历史上看，每值我国（英国）遭逢危急存亡的大难时，这些从大学冒出来的智慧之火，便将整个国家燃烧出一个新的生命。从威克立夫（Wycliffe）、拉替麦（Latimer）、洛克（Locke）、吉本（Gibbon）、马考莱（Macaulay）诸大家一直到目前的物理学时代止，（按指十九世纪末叶）每一时代的推动者很少是大学圈外的人。”

由此可知一个大学学术思想之转变，因而推动了全国学术思想之转变，这并非是意外之事。但是北大学术思想转变的中心是在文科，而文科的中国文学系又是新旧文学冲突之聚点。当时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论以及“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提倡，皆系有关文科中国文学系所发生的问题。我那时正在北大攻读中国文学，是从这个转变中经历过来，虽然我未参加新旧文学论战。当时在校师生对这个新生运动的反应，以及中文系教授派系之消长和几位重要教授的教学逸事，颇值得一述。

最初北京大学文科国学教授以桐城派文学家最占势力，到了我进北京大学的时候，马通伯（其昶）及姚仲实（永朴）、叔节（永概）兄弟这一班人皆已离去。代之而起者为余杭派，如黄季刚（侃），朱遢先（希祖）、马幼渔（裕藻）、钱玄同（夏）和沈尹默、兼士兄弟诸先生，皆系章太炎先生门弟子。蔡先生继任北大校长后，由陈独秀先生担任文科学长。当时，陈正主办《新青年》杂志。他的主张是科学与民主（赛先生与德先生）。所以他后来到底与共产党还是不能相容。不久，提倡文学革命的胡适之先生亦来北大任教，于是新派势力大增。当时北大内部师生对此项新运动，反应不一，这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在学生方面有罗家伦、康白情等所主办的《新潮》杂志是拥护新文学的；薛祥绥等所主办的《国故》，则拥护旧文学。教授方面，如章太炎先生的门弟子，亦显然分为两派。钱玄同、沈尹默是站在新的方面，黄季刚则反对新文学最力。蔡先生虽主张新旧并存，但是倾向于新的方面。

杨亮功，安徽省巢县人，清光绪廿三年（1897）生。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专业，在美国获史丹福大学教育硕士及纽约大学哲学博士。历任上海中国公学副校长，安徽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教育系主任等职。民国二十二年转任监察委员、监察使。到台湾后任“监察院”“秘书长”、“考试委员”、“考试院”“副院长”“院长”等。著作有：《中学课程之改进》（英）《美国州立大学董事会之组织与职权》（英）《中山先生教育思想述要》《星轺小记》《教育学研究》《中西教育思想之演变与交流》《先秦文化之发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