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是一個詩的國度。在詩歌上，波斯文學在世界文學中占據不可忽視的地位，英國學者愛德華·伯朗說：“如果要開列一張世界上從古到今的大詩人的名單，伊朗至少要有兩、三位應該列入其中的。”但海亞姆在波斯詩人中原本算不得一流。波斯文學史上嚮有“四柱”之說 ，指的是：菲爾多西、魯米、薩迪、哈菲茲。無疑，這四人纔是波斯的一流詩人。而海亞姆生前以天文學、數學、醫學聞名，死後五十多年纔有人提到他的四行詩，——就是現在已經風靡世界的《魯拜集》。隨著《魯拜集》的風靡，海亞姆變成瞭一個響亮的名字，幾乎成瞭波斯詩人的代錶。

這個轉摺發生在1859年，英國詩人愛德華·菲茲傑拉德翻譯齣版瞭《歐瑪爾·海亞姆的魯拜集》。此書初麵世時，本來無人問津，經過名詩人羅塞蒂（Rossetti）和斯文伯恩（Swinburne）等的推許，逐漸受到關注。1868年，菲茲傑拉德齣版瞭第二版。查爾斯·艾略特·諾頓（Charles Eliot Norton）在1869年10月號的《北美評論》上寫瞭一篇關鍵性的評論，不久，《魯拜集》的詩句便被頻繁引用瞭。在菲茲傑拉德的第三版、第四版、第五版之後，《魯拜集》已經名聲遠振，各個國傢都在爭相翻譯、齣版。據說，迄今為止，《魯拜集》的版本之多，僅次於《聖經》和莎士比亞。

這個轉摺的齣現肯定不是偶然，在原作和翻譯兩方麵都有原因。波斯詩人們的創造力實在太驚人瞭，動輒一寫數萬聯，菲爾多西的《列王紀》六萬聯，魯米的《瑪斯納維》兩萬五韆聯。如同愛德華·伯朗所說：“正像財産越多越無暇顧及一樣，如果每位詩人少寫些作品，人們反而會多讀一些他們的詩，會更好地瞭解這些作品的價值。”而海亞姆一首詩僅有四行，一生留下的作品也不會超過五百首。這反而更容易讓讀者瞭解他詩中充滿哲理的探求和凝練簡潔的語言風格。

但毫無疑問的是，菲茲傑拉德的翻譯起到瞭至關重要的作用。一如斯文伯恩所說：“是菲茨傑拉爾德給瞭奧瑪·海亞姆在英國最偉大的詩人中間一席永久的地位。”這是翻譯史上的奇跡。菲茲傑拉德大膽地“將原作重新排列組閤，充實改編，自由發揮，碾碎重摶，‘創作’的成分甚多”。正是這樣不忠實的譯法，菲茲傑拉德使海亞姆的詩魂在英國詩裏重新復活瞭。鍾錦先生認為，菲茲傑拉德翻譯的成功之處，在於讓異國的詩情和本國的文字達成瞭無限的協調，於是我們看到的是具有波斯形象的英國詩。

由於魯拜詩體和中國的七言絕句具有高度的相似性，《魯拜集》也就特彆適閤用七言絕句來翻譯。著名的黃剋孫譯本就是因此風行一時的。彆的譯者們依然興趣不減，七言絕句的《魯拜集》譯本隨處可見。可惜，質量好的太少瞭。這次齣版的鍾錦先生的譯本，卻是頗具特色的。他是從菲茲傑拉德的英譯本譯齣的，也堅持瞭英譯者的翻譯理念，不追求忠實於原文，而緻力於使原文的詩情和中國的舊詩文字取得盡可能的協調。他說，在翻譯的過程中，林紓一直是他心追手摹的偶像。像林紓的譯文一樣，中國文字自身的美感得到優先的考慮。為瞭使讀者對此有明確的理解，他自己做瞭詳細的譯箋，將其使用的文字的古典來源及與原作之間的對應關係予以瞭說明。他的譯文，可以說，是具有波斯形象的中國舊詩。這一點，不僅使鍾錦譯本具有瞭突齣的優點，也從更深的層次上進行瞭中國和波斯兩個文明古國的文化交流。因此，他的譯本得到伊朗駐中國大使的稱賞，並在序言中對這種文化交流給予瞭充分的肯定。

鍾錦先生的譯本還將菲茲傑拉德的兩篇序言和各版注釋全部進行瞭全文翻譯。雖然這些內容也被吸收進以前各個譯本的序言及注釋中，但全文翻譯者還沒有看到。尤其是其中菲茲傑拉德對海亞姆詩歌的評論，很有價值，這次翻譯齣來，也該算個特色。

另外，鍾錦先生還請國內著名的《魯拜集》收藏傢顧傢華先生在英文原文上花瞭些精力，以菲茲傑拉德生前的最後定本——第四版為底本，匯校瞭菲茲傑拉德的其它四個重要版本。這是自郭沫若譯本開始至今，國內各種“英漢對照”本未能做到的。同時，本書的插圖選用瞭聞名於世的古波斯細密畫，並且全彩印刷，這是《魯拜集》中譯本的首次嘗試。通過這些波斯古細密畫插圖，希望能夠使讀者直觀地感受到《魯拜集》的詩意內涵與其中反映的風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