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余英时文集第3卷: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诸文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易被忽视的方面，阐发了汉代循吏在文化传播中所起的作用以及魏晋士风的演变同传统儒、道思想的复杂关系，并在此背景之下，重点论述了明清以来商人阶层兴起的渐变过程
作者简介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现居美国。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述与中国情怀》、《中国怀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控思想史上的胡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
目录信息
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
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
明清变迁时期社会与文化的转变
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
关于韦伯、马克思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几点反省—《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自序
士魂商才—《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日译本自序
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关于“新教伦理”与儒学研究—致《九州学刊》编者
工业文明之精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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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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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价
借用了一个韦伯式的题目，但不是套用韦伯的范式，仍有值得商榷之处。
评分此卷主要以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为起点，引入韦伯历史研究之框架，深挖儒学转向与士商合流之历史脉络与诸因，并就“三教合一”对中国近世商业发展之影响与加尔文教对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研究，对近世中国之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进行了再处理，跳出来西方史学范式，也婉拒了近代以来盛行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单因论（经济决定论），可以说选文的编排是很花了心思的。唯有一点疑问，先生在“工业文明之精神基础”一篇中强调“藏在科学革命背后的主要力量乃是自由，而非需要”，从精神基础来解可通，然最后部分又提及中华文明之大放光彩尚待一个机缘，这里的机缘又作何解呢？自由之主导力量又为何、何以体现？
评分借用了一个韦伯式的题目，但不是套用韦伯的范式，仍有值得商榷之处。
评分此卷主要以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为起点，引入韦伯历史研究之框架，深挖儒学转向与士商合流之历史脉络与诸因，并就“三教合一”对中国近世商业发展之影响与加尔文教对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研究，对近世中国之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进行了再处理，跳出来西方史学范式，也婉拒了近代以来盛行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单因论（经济决定论），可以说选文的编排是很花了心思的。唯有一点疑问，先生在“工业文明之精神基础”一篇中强调“藏在科学革命背后的主要力量乃是自由，而非需要”，从精神基础来解可通，然最后部分又提及中华文明之大放光彩尚待一个机缘，这里的机缘又作何解呢？自由之主导力量又为何、何以体现？
评分讲真先被封面吸引。读时适值在写《中国的宗教》的读书报告，便翻阅参考。与韦伯所云相证也相悖，给我以很大启发——中国人最讲究一个“道”，商贾之道正是中国商人“儒”之思想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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