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鄺其照著的《字典集成》在香港的中華印務總局出版,後來第三版時改名《華英字典集成》。這是第一本由中國人編著的英語學習字典。(不同於更早英國傳教士馬禮遜編成的中國第一部英語學習詞典。)
鄺其照,字容階,廣州聚龍村人。1875年(光緒元年)第四批官費留學生三十人搭船赴美,就是由他率領。此外,從一些零星的資料裡,還可以看到鄺其照曾任清朝政府派駐新加坡的商務領事、駐美商務參贊助理等職。
《華英字典集成》出版時,深受注目。光緒元年再版時,是丁日昌封面題字。後來市面上除了有一些翻刻本(點石齋就有一個版本)之外,到1899年,商務印書館還加以修訂、增補,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英漢詞典:《商務印書館華英字典》。(照點石齋版本的說法,以及日本關西大學內田慶市的考證,《華英字典集成》應該是以1840年代英國人麥都思〔Medhurst〕的《英漢字典》為藍本。)
《華英字典集成》對日本的影響也很大。書成初版的那一年,是日本明治元年,正是中日兩國國力消長互見的年代。第二年,1869年,日本經由上海美華書館的美國活版技師,把活版印刷術帶入日本,引發了接下來的出版與知識革命。之後,日本除了有永峰秀樹訓譯的《華英字典》(竹雲書屋發行)之外,1899年增田藤之助也據以「校訂編纂附譯」而成《英和雙解熟語大詞彙》(英學新志社出版)。曾經,周作人在一篇文章〈翻譯與字典〉中,提到據說連日本福澤諭吉學英文的時候,都是用《華英字典集成》。直到今天,日本還是有人對《華英字典集成》保持研究。
鄺其照的著作,另外還有1881年在紐約出版的A Dictionary of English Phrases with Illustrated Sentences(後來在1901年在日本由國民英學會出版局出版過);1886年在廣州創辦過一份《廣報》;最後,還可以零星地知道他寫過一本《應酬寶笈》(Manual of correspondence and social usages),以及《台灣番社考》(所以應該是來過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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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汇集了中英语言精髓的辞典,确实是研究十九世纪末期语言演变的一份珍贵史料,尽管我手头没有直接翻阅到它本身的内容,但仅凭其出版年份(1887年)和名称,便能勾勒出一番有趣的景象。试想,在那个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喧嚣中,一位勤勉的编纂者是如何平衡中西方思维模式的差异,试图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语系间架设起一座清晰的桥梁?彼时,全球贸易与文化交流方兴未艾,这种工具书的出现绝非偶然,它必然承载着传教士、外交官,乃至早期商贸人士对精确沟通的迫切需求。可以想见,其收录的词汇量,必然深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焦点——或许军事术语、宗教概念的翻译会占据显著篇幅,而现代科技,如电力、电话相关的词汇,其释义可能会显得相对稚嫩或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这部辞典,与其说是一本语言工具,不如说是一面折射出特定历史时期,东西方认知边界与互动状态的棱镜。对研究历史文献的人来说,即便是通过间接的描述来推断其编纂体例,也足以令人浮想联翩,体会到那个时代知识构建的艰辛与意义。
评分我对于这类年代久远的工具书,总是抱有一种特殊的敬意,因为它代表了跨文化交流的“第一次尝试”。想象一下,在没有互联网、没有即时翻译工具的年代,编纂者是多么依赖于有限的参考资料和自身的语言敏感度。这部1887年的作品,它在处理那些涉及到情绪、道德或文化习俗的词汇时,必然会暴露出巨大的翻译困境。比如,一个简单的英语形容词,在现代语境下有着丰富的情感色彩,但在当时,其汉译可能只是一个非常直白、甚至略显生硬的对应词。这种“失真”或“偏颇”,恰恰是研究文化语境迁移的绝佳案例。它提醒我们,词语的意义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着时代、使用群体以及知识传播的深度而在不断地重塑与沉淀。任何对十九世纪晚期中英交流史感兴趣的研究者,都应对这部辞典背后的“翻译哲学”抱以极大的好奇。
评分这部《英汉辞典》(1887)的价值,更在于其作为“时间胶囊”的属性。它捕捉了那个时代人们对世界如何进行分类和命名的集体心智活动。我特别想知道,在技术词汇之外,它对于自然科学(如生物学、化学)术语的处理方式。彼时的科学名词大多是音译,但音译的背后,蕴含着译者对原词发音的掌握程度,以及他们对该领域专业术语系统的认知深度。如果译者本身并非该领域的专家,那么这些新词的音译就可能存在极大的不一致性,甚至在后续几十年中被其他更权威的版本所取代。因此,研究这部1887年的词典,就是在探究现代科学术语在中文世界中“定名”的历史路径。它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充满探索与修正的起点,是见证中西学术碰撞与融合的无声证物。
评分从社会学角度审视这部1887年的词典,我们必须关注它服务的目标人群。它究竟是为西方人学习汉语而编纂的“入华指南”,还是旨在帮助本土知识分子掌握英语以接触新知的外文教材?这决定了其收词的侧重点截然不同。如果侧重后者,那么对诸如“议会”、“宪法”、“科学方法”这类代表西方现代治理与知识体系的词汇,其解释的详尽程度将是衡量其价值的关键。我们期待看到,在有限的篇幅内,编纂者如何用当时的汉语语境去精确锚定那些全新的概念。此外,1887年,中国正处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关键转折期,这部词典的问世,无疑是知识传播链条上的一环。它所使用的语言风格,是否还残留着大量文言的痕迹,还是已经开始向白话文过渡的早期形态?这种语言形态的“混杂性”,恰恰是研究近代汉语演变的宝贵样本。
评分翻开这本厚重的《英汉对照词典》(暂且如此称呼,以避免重复),即便只是想象其装帧和纸张的质感,都能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陈旧气息。1887年,这意味着我们面对的极可能是使用传统排版技术印刷的书籍,那意味着字符间距、行距的排列,乃至墨水渗透的程度,都与当今激光印刷的精准度有着天壤之别。重点在于,在那个时代,如何处理汉字与拉丁字母的并置?他们是否采用了复杂的活字印刷技术来确保中文字体的清晰度?对于读者而言,这种物理上的体验往往是解读内容的第一道门槛。一部晚清时期或早期民国时期学者对西方概念的捕捉,其词义的取舍和侧重,往往比现代词典更能揭示出文化适应的过程。例如,一些抽象的哲学概念,在当时可能还没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汉语音译或意译,编纂者采用的解释方式,很可能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或所属教派的倾向,这使得它不仅仅是词汇的堆砌,更是思想史的一个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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