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体与时间:二十世纪中国美学与现代性》讲述了：现代性与时间：本章试图从揭示现代时间起源、结构与意义的角度深化现代性理论，并揭示现代审美的深层根源。现代时间的文化观念渊源于从犹太一基督教救赎史到启蒙历史哲学的演化，其社会存在基石是作为世界性市场经济交换价值的必要劳动时间。直线矢量的现代时间以追求未来的无限进步信念构成现代性核心。日益加速的现代时间对生命节律的过度强制，是现代化中人与自然紧张对立并导致现代“心灵”诸种变态反应的根源。心灵力图直观把握现代性历史进程的意义并保持自主性，由此导致现代时间三维中“过去”、“现在”对“未来”的反抗与“未来”的演化，这不仅是现代审美深层结构，也是现代性种种矛盾冲突与现代思想史观念运动的深层线索。发端于严译进化论的中国现代时间，单凭现代意识形态信仰鼓动，却长期缺少必要劳动时间基础，造成了公共时间领域激进的政治运动与散漫的经济一管理双重的存在。21世纪的中国现代时间需要在富强民族国家目标之外汲取更深广的“未来”意义资源，同时在借鉴世界现代性批判中协凋形成更富人文意义的中国现代时间。现代性的核心是心灵与时间的关系。心灵审美化及其抗衡现代性虚无主义的历史使命由此突出。

心体与审美：晚清民初与西方现代转型期所面临的同样精神格局是，失去实践体制的传统宗教与伦理内化为心体“心能”，并经由情感化而转变为审美。“以美育代宗教”同样是“Aesthetica”与“Art”独立问世的背景。审美并非人与外界的关系，而是后宗教时代人对自身最高精神境界的升华性经验。在面向未来前进的现代性时间背景下，审美境界涵摄“未来”终极意义的“刹那”强化了“当下”与“永恒”双重性并以“直觉”为特征。审美机制与其说是感官经验，毋宁说是心灵想象。“感性学”(Aesthetica)实质是心灵“直觉学”。审美现代性具有否定与肯定两类形态，“心体与时间”是其深层结构。“人生审美(艺术)化”的中国传统基点在20世纪中国美学史所发生的不同发展方向是：王国维与宗白华宗教化的审美境界核心是对现代性时间观的逆转内化并安顿个体心灵，朱光潜历史哲学化的人道主义美学是以审美取代“未来”而作为历史目的融入现代性。正是后一方向使审美时间空间化与社会化而与公共领域的历史哲学、意识形态、大众文化密切关联，并构成20世纪中国美学主流。审美共通感作为现代亲和性公共中介心理而成为现代伦理资源，它甚至包含着先于实践积淀的天人共通感，美学从而又是现代“感通学”。20世纪社会运动空前强大的伦理实践机制吸纳了全社会个体心体能量，并成为崇高化的审美意识形态。后“文革”大众审美文化为失去实践体制依托并迫于现代性进程压抑的信仰-伦理-审美心理能量提供发泄广场。21世纪的中国审美心灵仍将处于现代性时间结构矛盾中。心体情感扩展为生存境界的唯一出路，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实践：它要求将历史的重心从必要劳动时间易移向自由时间。

从“工具本体”到“情本体”：实践美学演变与20世纪中国美学的心体论走向：现代中国实践美学的心体论不属于创生实体的唯心论而是属于价值论的。以实践为依托的心体论属于20世纪反省物质文明并重建实践本体论最深刻的思想意向之一。实践心体观念起源于朱光潜的“实践意识性”争辩。与之对立的李泽厚则强调实践以使用、制造工具的手的动作为基点，并具有客观社会历史规定性。此即作为根源与基础论的工具本体论。后“文革”时代李泽厚美学及哲学的中心是建构心体论，它分为心体根源论的“积淀”说与价值本体论的“情本体”。高尔泰所代表的心体美学的自由价值论对“积淀”说客观规定性的批判，与“情本体”属于同一方向。超越实践美学的诸说也针对工具本体而突出了审美心体的自由性。因此，20世纪中国美学走向价值心体论已是大趋势。但心体不应独立为唯心本体，而应真正成为实践自身的一翼。朱光潜“艺术是生产一个必然组成部分”的命题是实践美学至今未能推进的重要命题。微观的技术哲学一美学研究亟待开展，其中攸关重大的一环是倒转“积淀”说方向而揭示“心”(“情”)对“工具”的功能作用。一种基于物质实践又超越性指导物质实践的心体建设，是当代哲学一美学最重要的课题。

匆忙与耽溺：现代性阅读时间悖论

匆忙快速浏览与耽溺痴迷于这种浏览是现代阅读时间悖论性结构，也是现代文化时尚化、肤浅化、快餐化、图像化的深层结构。这一结构植根于进步主义的现代性历史观与竞争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激化为否弃空间化持存的后现代思潮。现代性分裂为对立而互补的工作心态与娱乐心态，与之对应的现代性阅读时间悖论代表着现代人感知外界的普遍心态，即在厌倦与鹜奇之间的恶性循环。这一心态成为现代意义危机亦即虚无主义的症候。网络漫游猝死悲剧的警示是：现代阅读时间应内化为展示文本深度的历程，以“历久弥新”取代“逐新厌旧”，它意味着人对待事物的新型伦理态度与心灵在现代性时间激流中的审美自觉。屡禁不止的网络痴迷乃至吸毒色情不仅需要教化与法规，而且更根本的应是作为社会存在的生产一交往及其时间模式的改变，由此才有自然生命节律、必要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和谐，社会心理能量才有健康的流淌。

审美共通感的社会认同功能：审美时尚在当代中国转型期的政治哲学涵义：审美时尚夸示阶级荣耀的西方消费文化研究模式轻视了审美独立于阶级之上的公共资源性质。在传统共同体信仰衰落的现代社会，审美共通感成为天然正当的沟通中介与公共精神重要的象征代表，审美时尚则以新潮流变炫耀自己的现代性，这两个方面对于既无世袭优越地位又无西方清教资本主义精神的中国新富阶层而言，都成为争取社会认同感的无形资源。占用审美时尚成为中国新富阶层获求公共精神“礼器”的无意识环节，这也是审美时尚在现代化转型期中国特殊的政治哲学涵义。财富经由审美时尚风格悦服人心并同化民众感知方式，遂在消费主义幸福感与现代进步主义历史观中淡化了社会正义。现代审美的危机在于，唯形式扮饰的审美时尚受制于金钱支配下的商品消费并极易蜕变为富人的审美意识形态。当富人以审美时尚厌恶穷人的丑陋外表时，审美共通感的人类公共性及其人文超越本义已被抛弃。

20世纪中国“文艺大众化”思潮的现代性嬗变：“文艺大众化”是纵贯20世纪中国审美社会学思潮的主流观念，它先后经历了五四国民文学启蒙、三四十年代“革命文学”工具、“文革”灵魂专政教化与当代商业传媒大众文化嬗变。文艺大众化的兴起不仅源于现代化民主信念与革命意识形态需要，而且更普遍地依赖现代性时间压抑自然生命所积蓄的能量，以及这些能量与审美共通感的结合。个体自由主义的现代社会模式不可能以形式理性的公民文化取代现代人追寻精神意义的团契文化。个体自由主义世俗幸福观对终极意义的消解，导致极权意识形态以更为激进的现代性意义信念填充虚无主义空白并操纵大众文化。当代大众审美迷狂文化表明心灵的独立个性及其自由交往建设任重道远。“无意义的私人”与“伪意义的邪教”的恶性循环突出了重建人文团契的重大意义。

形象思维论及其20世纪争论：形象思维论及其内在冲突是社会主义文艺美学史特有的现象。形象思维论的黑格尔主义渊源造成了审美直觉与逻辑判断的折中两难。由于意识形态(ideology)以逻辑(logic)判断颁布语式垄断了终极意义(idea)解释权，因而从根本上敌视独立于意识形态的自由个体审美直觉的终极意义境界感。形象思维论从而客观上越出审美认知论而具有了政治哲学含义。“文革”宣判形象思维论为政治敌对观点，成为20世纪中国美学及其审美心灵史最黑暗的一页。即使“形象”依附于“思维”的形式地位也不被容忍，实质上这意味着那一时期已不允许审美。前苏联审美学派依据马克思人文主义将审美直觉提升到高于认知逻辑的终极意义高度，从而根本否定形象思维论，“文革”结束后形象思维论却在中国获得“平反”之后无疾而终。意识形态对审美统治的终结，标志着中国精神与思想进入了现代性的分化性格局。

风格与人格的现代性关系：“文革”风格的政治感性学：著名的“风格即人”一直主要被理解为“文如其人”的艺术社会学命题。但此命题不仅强调了作为风格根源的人格的基石地位，而且包含着人格依靠风格体现感性生命的深层涵义。后一涵义在现代性语境下为政治学、法学提供了对人权的感性学理解。现代文明以艺术为中心对风格进行公众评论与交流，但限制对私人风格进行公众评论。前现代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个体风格的压抑，恶变为“文革”时期的风格“专政”。“文革”将异己的文化风恪公共政治化，对风格的感性憎恶与政治人格的敌视互动强化为对人格灵魂(心体)的深度蹂躏，这也是“文革”深度残忍所在。后“文革”时代传统风格的复兴表明了作为人性感性生命形态的风格不可能被人力意志改造，也在根本上不取决于时尚习染，而自有其社会生存及自然生命根源。

朱光潜：作为历史哲学的人道主义美学：朱光潜美学基本不是艺术哲学。将艺术经验放大为历史哲学目的论的冲动贯彻了朱光潜终生，并由此形成了朱氏美学的理性主义风格。以译介马克思巴黎手稿与维柯《新科学》为中心的晚年工作，成为朱光潜人道主义美学的历史哲学目的论的最高阐释。朱光潜的人道主义美学构成当代中国重建人文主义的重要环节，这种作为历史哲学的人道主义美学旨趣代表着20世纪中国美学将时间流程崇高化为历史目的的现代性特征。朱光潜追寻审美在实践与历史本体巾的功能位置，与赵宋光关于美的中介功能研究，同样代表了古典美学美的本喷沦转变为现代美学美的功能论的重大方向。

“美学热”与后“文革”意识形态重建：中国当代思想史的一页：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大陆发生的“美学热”是中外美学史上一段异乎寻常的历史。这一历史不能囿于美学史自身获得解释，取思想史角度更为相宜。“美学热”是后“文革”大陆国家意识形态危机及其现代性重建与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潮相融合的产物。美学在马克思人文本体论中提供了现代性的人性理念与历史哲学，从而为同时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与极“左”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现代意识形念，并成为哲学及全部人文学科变革的中心。随着大陆80年代意识形态改革向上层建筑体制改革的转移，“美学热”及其人文哲学热潮衰落，以政治学与法学为中心的社会科学自90年代以后已取而代之。但作为现代公共精神的最大天然资源，审美攸关意识形态，并将继续保持其在公共领域的特殊影响。

智的直觉与审美境界：牟宗三心体论的拱心石：道德意志自由本体能否“呈现”，人对此本体是否具有“智的直觉”，是20世纪新儒学理论代表牟宗三与康德对判的中心论题，也是牟宗三新儒学核心之心体论拱心石。这一争论聚焦于心体是否可能以“当下顿现”取代对未来的信仰。牟氏的心体圆顿缺乏实践中介而终究落实于心体自身的审美境界感，并以更为自觉强烈的现代性时间观批判重构了康德判断力批判。牟氏道德哲学及其渊源的中国古代心学的现代性意义实质是美学性的。广而言之，以直觉为特征的中国古代哲学的现代语境与处境实际上是审美的。牟宗三哲学是其突出代表。牟宗三哲学的美学性质是超出牟氏儒家伦理本位情结并被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与中国美学史均忽视的一大课题。牟氏坚持道德心体超出审美境界的本体“呈现”与“直觉”，实际突破了通常囿于艺术形式美与情趣生活美的美学视域而凸显出作为伦理行动的美。牟氏的道德理想主义心体论复现并发展了作为中国儒家美学深层代表的伦理行动美，而长期以道家美学及艺术学研究为主干的中国美学研究却忽视了中国美学的这一基点。牟氏围绕伦理审美境界对心体意向宏大而精微的研究．客观上为20世纪中国美学提供了重要的补充，并成就了一种根基于中国传统的元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