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明清中國的經濟組織、相關法令、文化意識形態等變動
促成了當時的制度變遷
透過「經濟組織、法律體系、文化觀念」三者間的密切互動
論證了這些變化如何共同構成明清中國的「市場演化」
明清中國一些商業城鎮曾經發生經濟組織、相關法令乃至文化意識形態方面的變動，進而促成當時的制度變遷。針對蘇州商人團體、蘇州與松江棉布加工業、雲南銅礦業與重慶航運業的種種經濟組織，還有重慶債務與合夥訴訟以及明清商業書的傳播，邱澎生在《當經濟遇上法律：明清中國的市場演化》一書中進行了具體的個案分析，藉以呈顯當時中國在「經濟組織、法律體系、文化觀念」三者間的密切互動，希望能進而論證這些變化如何共同構成明清中國的「市場演化」。
至於如何比較明清中國與所謂「西方」商業制度史的異同？邱澎生主張：與其斬釘截鐵地簡化近代西方種種複雜的發展歷程，研究者或許可以保持更開放的心態，來探究包括中國在內的西方以外地區如何進行其各自的市場演化道路。
作者简介
邱澎生
臺灣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副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現任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明清經濟史與法律史，已出版專書《十八、十九世紀蘇州城的新興工商業團體》（1990）、《當法律遇上經濟：明清中國的商業法律》（2008），曾合編《明清法律運作中的權力與文化》（2009），並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集刊》、《新史學》、《歷史研究》、《法制史研究》、《歷史人類學學刊》等學術期刊發表論文數十篇。
目录信息
一、「數目字管理」中的經濟、法律與文化
二、由「數目字管理」到「市場演化」：超越二元對立的比較經濟史觀
第一章 由蘇州商人結社方式變化看明清城市社會變遷
第一節 組織方式的長期演變
第二節 自稱與他稱：經濟功能的轉型
第三節 公共財產保護機制的加強
小結
第二章 清代前期蘇州棉布字號的經濟與法律分析
第一節 商人如何支配生產？「放料制」運作與「工廠制」爭議
第二節 棉布字號的經濟與法律分析（一）：交易成本的變動
第三節 棉布字號的經濟與法律分析（二）：法律制度的調整
小結
第三章 十八世紀蘇州棉布業的工資糾紛與工作規訓
第一節 蘇州兼為全國商業中心與「罷工之都」
第二節 質檢驗收、工資談判與新工作規訓的形塑
小結
第四章 十八世紀滇銅市場中的官商關係與利益觀念
第一節 政府鑄幣需求與銅材市場規模的擴大
第二節 滇銅產銷組織中的官商關係
第三節 滇銅流通過程中的利益觀念
小結
第五章 清代中期重慶船運糾紛中的國法與幫規
第一節 重慶城航運業發展、經社結構與船幫團體的形成
第二節 船運糾紛的類型及其調解/審理過程
第三節 制度變遷中的「國法」與「幫規」
小結
第六章 十九世紀前期重慶城的債務與合夥訴訟
第一節 重慶城的經濟與社會
第二節 重慶商人債務訴訟的證據問題
小結
第七章 明清中國商業書中的倫理與道德論述
第一節 綜論與舉證交錯：《客商規鑒論》的商業訓練與教育
第二節 體系與註釋綰合：由《客商規鑒論》到《商賈便覽》的演變
小結
結論
徵引書目
後記
· · · · · · (收起)
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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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价
单篇论文都看过。
评分纵观全书，无论是与黄仁宇的对话，还是对于清代苏州与重庆的等商业城镇的研究，邱老师都是在试图证明，虽然明清时期的中国并没有能够产生资本主义，但无论是经济组织、法律体系还是文化观念，实际上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经济组织方面具体表现在长途贸易与全国市场规模的急速扩大，商人结成商帮种类与累积资本规模也不断增多与加大，金融机构及其发行的钱票、银票等私票也有巨幅成长，具有降低交易成本作用的商人团体也在各大城镇不断出现。法律体系方面，不仅各种注释律学持续编辑与出版，成为官员学习法律甚至判案参考的专业知识来源，大批熟悉法律的刑名师爷成为地方官断案时不可或缺的专业幕僚。即便是围绕富人或商人的财产问题，明清时期也出现过不少有意义的讨论与争辩问题。这突破了传统的“西方中心论”，证明了中国传统社会内部新生力量的存在
评分纵观全书，无论是与黄仁宇的对话，还是对于清代苏州与重庆的等商业城镇的研究，邱老师都是在试图证明，虽然明清时期的中国并没有能够产生资本主义，但无论是经济组织、法律体系还是文化观念，实际上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经济组织方面具体表现在长途贸易与全国市场规模的急速扩大，商人结成商帮种类与累积资本规模也不断增多与加大，金融机构及其发行的钱票、银票等私票也有巨幅成长，具有降低交易成本作用的商人团体也在各大城镇不断出现。法律体系方面，不仅各种注释律学持续编辑与出版，成为官员学习法律甚至判案参考的专业知识来源，大批熟悉法律的刑名师爷成为地方官断案时不可或缺的专业幕僚。即便是围绕富人或商人的财产问题，明清时期也出现过不少有意义的讨论与争辩问题。这突破了传统的“西方中心论”，证明了中国传统社会内部新生力量的存在
评分纵观全书，无论是与黄仁宇的对话，还是对于清代苏州与重庆的等商业城镇的研究，邱老师都是在试图证明，虽然明清时期的中国并没有能够产生资本主义，但无论是经济组织、法律体系还是文化观念，实际上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经济组织方面具体表现在长途贸易与全国市场规模的急速扩大，商人结成商帮种类与累积资本规模也不断增多与加大，金融机构及其发行的钱票、银票等私票也有巨幅成长，具有降低交易成本作用的商人团体也在各大城镇不断出现。法律体系方面，不仅各种注释律学持续编辑与出版，成为官员学习法律甚至判案参考的专业知识来源，大批熟悉法律的刑名师爷成为地方官断案时不可或缺的专业幕僚。即便是围绕富人或商人的财产问题，明清时期也出现过不少有意义的讨论与争辩问题。这突破了传统的“西方中心论”，证明了中国传统社会内部新生力量的存在
评分纵观全书，无论是与黄仁宇的对话，还是对于清代苏州与重庆的等商业城镇的研究，邱老师都是在试图证明，虽然明清时期的中国并没有能够产生资本主义，但无论是经济组织、法律体系还是文化观念，实际上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经济组织方面具体表现在长途贸易与全国市场规模的急速扩大，商人结成商帮种类与累积资本规模也不断增多与加大，金融机构及其发行的钱票、银票等私票也有巨幅成长，具有降低交易成本作用的商人团体也在各大城镇不断出现。法律体系方面，不仅各种注释律学持续编辑与出版，成为官员学习法律甚至判案参考的专业知识来源，大批熟悉法律的刑名师爷成为地方官断案时不可或缺的专业幕僚。即便是围绕富人或商人的财产问题，明清时期也出现过不少有意义的讨论与争辩问题。这突破了传统的“西方中心论”，证明了中国传统社会内部新生力量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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