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描述
本書選取民營經濟極為發達、中國*富裕的省份之一浙江作為分析對象，在考察瞭1949年後浙江民營經濟發展背後的政治邏輯之後，提齣瞭一個典型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框架：地方政治精英在曆史原因所造成的政治權力結構中所處的不同地位，決定瞭地方政治精英齣於自身政治利益*大化而對發展民營經濟采取瞭不同的態度和方式。全書共分7章。書中的邏輯不僅能夠分析包括浙江在內的中國地方經濟發展的績效差異，同時也為進一步理解集權體製下的政治經濟學及其性質提供瞭一個分析框架。
著者簡介
章奇
北京大學經濟學博士，美國西北大學政治學博士，中國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博士後。現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興趣為發展經濟學、製度經濟學和比較政治經濟學，尤其是精英政治如何影響經濟績效和資源分配。在《經濟研究》、《世界經濟》、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y, China Economic Review等中外學術刊物上發錶論文數十篇。
劉明興
北京大學經濟學博士，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經濟學博士後。現為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教授。研究興趣為發展經濟學、政治經濟學。在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Comparative Politics、China Quarterly、《中國社會科學》、《經濟研究》、《社會學研究》、《政治學研究》、《中共黨史研究》等中外學術刊物上發錶論文百餘篇。
圖書目錄
1.1 問題的提齣
1.2 浙江模式的特點
1.3 有關民營經濟發展的相關理論和解釋
1.4 本書的解釋：一個政治經濟學的觀點
1.5 浙江模式和現象的理論意義
2浙江的共産主義革命與1949年後的權力格局
2.1 浙江省的共産革命和本地政治精英的形成：1922—1949年
2.2 浙江1949年後的政治布局和權力結構
2.3 20世紀50年代的權力零和博弈
附錄 遊擊隊縣和非遊擊隊縣的變量構建
3為什麼黑夜中狗不叫？農業集體化中的基層反應和策略
3.1 20世紀50初的經濟變局：從新民主主義到過渡時期的總路綫
3.2 20世紀50年代的農業集體化：高層政治的迷霧與政策不確定性
3.3 浙江農村的群體性事件（I）：鬧退社
3.4 浙江農村的群體性事件（II）：包産到戶
附錄 “鬧退社”地區差異的計量檢驗
4 失意者們，團結起來： “文革”中的“資本主義”復闢
4.1 從“大躍進”到“四清”
4.2 “文革”中的權力遊戲
4.3 “文革”的政治和經濟效果
附錄 對浙江各縣“文革”期間武鬥激烈程度的計量檢驗
5 具有浙江特色的經濟發展：改革時代政治不確定性下的民營經濟和基層創新
5.1 “文革”後浙江的政治走勢和特點
5.2 政治不確定條件下的農業去集體化：1977-1982年間包産到戶的蔓延和閤法化
5.3 1976年後浙江企業傢精神的迸發和民營企業的創業曆程
6 結論和討論I：浙江模式VS.江蘇模式——兼論中國地方經濟發展模式的形成和差異
6.1 江蘇省的革命曆史和地方權力結構的特點
6.2 江蘇的“文革”和社隊企業的發軔
6.3 曆史衝擊、地方權力結構和經濟發展：關於江浙對比的幾個可檢驗假說
7結論和討論Ⅱ：權力結構、政商關係和民營經濟的未來
· · · · · · (收起)
讀後感
最近，集中阅读了北京大学财税研究所刘明兴老师及其合作者的相关著述，包括一本专著和若干篇重点文献，由于其关注和研究的权力结构与经济增长主题一直是我心向往之的，因此读起来也是心潮澎湃。 概而扩之，其研究主要思路是：由于浙江、江苏和福建等地区革命传统造成的政治权力...
評分用戶評價
一個官員是否推行有利於民營經濟的政策，跟他是不是當地人無關，而取決於他在權力結構中的位置和政治資源。如果他處在邊緣，缺少上層的政治資源，就會傾嚮於保護和發展本地民營經濟；反之，則一切根據高層決策來執行。這就是浙江在遊擊乾部擔任基層官員的地方，民營經濟發達，哪怕wg也屢禁不絕的原因；也是浙江在南下乾部擔任基層官員的地方，民營經濟相對較好的原因。這一模式，對民營經濟總體當然是有利的。但問題在於，這是特定權力結構的産物，是非正式製度，而一直沒有製度化、法治化，因而它始終是特殊的，脆弱的，不穩定的。它仍然是一種依附於權力的政治經濟學。
评分全書的理論框架很簡單，就一個核心觀點/假設—但這個假設本身很有意思。書中對各階段政治運動的概括和對應的許多材料（尤其是對基層政治生態的描寫），對通過統一標準敘事認知這段曆史的人來說，非常新鮮、同時具有破壞式的啓發性。
评分全書的理論框架很簡單，就一個核心觀點/假設—但這個假設本身很有意思。書中對各階段政治運動的概括和對應的許多材料（尤其是對基層政治生態的描寫），對通過統一標準敘事認知這段曆史的人來說，非常新鮮、同時具有破壞式的啓發性。
评分一個官員是否推行有利於民營經濟的政策，跟他是不是當地人無關，而取決於他在權力結構中的位置和政治資源。如果他處在邊緣，缺少上層的政治資源，就會傾嚮於保護和發展本地民營經濟；反之，則一切根據高層決策來執行。這就是浙江在遊擊乾部擔任基層官員的地方，民營經濟發達，哪怕wg也屢禁不絕的原因；也是浙江在南下乾部擔任基層官員的地方，民營經濟相對較好的原因。這一模式，對民營經濟總體當然是有利的。但問題在於，這是特定權力結構的産物，是非正式製度，而一直沒有製度化、法治化，因而它始終是特殊的，脆弱的，不穩定的。它仍然是一種依附於權力的政治經濟學。
评分邏輯清晰，角度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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