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本书选取民营经济极为发达、中国*富裕的省份之一浙江作为分析对象，在考察了1949年后浙江民营经济发展背后的政治逻辑之后，提出了一个典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地方政治精英在历史原因所造成的政治权力结构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决定了地方政治精英出于自身政治利益*大化而对发展民营经济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方式。全书共分7章。书中的逻辑不仅能够分析包括浙江在内的中国地方经济发展的绩效差异，同时也为进一步理解集权体制下的政治经济学及其性质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
作者简介
章奇
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博士后。现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兴趣为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尤其是精英政治如何影响经济绩效和资源分配。在《经济研究》、《世界经济》、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y, China Economic Review等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刘明兴
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经济学博士后。现为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教授。研究兴趣为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在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Comparative Politics、China Quarterly、《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等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
目录信息
1.1 问题的提出
1.2 浙江模式的特点
1.3 有关民营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和解释
1.4 本书的解释：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观点
1.5 浙江模式和现象的理论意义
2浙江的共产主义革命与1949年后的权力格局
2.1 浙江省的共产革命和本地政治精英的形成：1922—1949年
2.2 浙江1949年后的政治布局和权力结构
2.3 20世纪50年代的权力零和博弈
附录 游击队县和非游击队县的变量构建
3为什么黑夜中狗不叫？农业集体化中的基层反应和策略
3.1 20世纪50初的经济变局：从新民主主义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3.2 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集体化：高层政治的迷雾与政策不确定性
3.3 浙江农村的群体性事件（I）：闹退社
3.4 浙江农村的群体性事件（II）：包产到户
附录 “闹退社”地区差异的计量检验
4 失意者们，团结起来： “文革”中的“资本主义”复辟
4.1 从“大跃进”到“四清”
4.2 “文革”中的权力游戏
4.3 “文革”的政治和经济效果
附录 对浙江各县“文革”期间武斗激烈程度的计量检验
5 具有浙江特色的经济发展：改革时代政治不确定性下的民营经济和基层创新
5.1 “文革”后浙江的政治走势和特点
5.2 政治不确定条件下的农业去集体化：1977-1982年间包产到户的蔓延和合法化
5.3 1976年后浙江企业家精神的迸发和民营企业的创业历程
6 结论和讨论I：浙江模式VS.江苏模式——兼论中国地方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和差异
6.1 江苏省的革命历史和地方权力结构的特点
6.2 江苏的“文革”和社队企业的发轫
6.3 历史冲击、地方权力结构和经济发展：关于江浙对比的几个可检验假说
7结论和讨论Ⅱ：权力结构、政商关系和民营经济的未来
· · · · · · (收起)
读后感
和其他研究类的书不同，这本书看起来一气呵成，不是像其他由不同的作者写的不同文章而组成的书。 在各种经济关系之上形成了决定相应的国家机器及其制度，而作为政府的权力实施者，又出于政绩、自身利益、或其他经济利益等考虑做出相应的地方决策，这会对一个地方经济起到决定性...
评分用户评价
我给这本书打五星，绝不是因为它告诉了我什么新奇的观点，也并不是它验证了什么已有的观点，坦白的说，它的研究我并不是那么信服。我是拿它当一本反映改革开放前基层政治生态的小册子来看的，它充分的满足了我的好奇心
评分这一派相比于锦标赛理论publication并不好的原因，在于：一缺乏普遍性，追求多元化解释；二假设过程处理的过于粗糙，游击队干部保护本地产权的激励在哪里？corruption？crony capitalism？要么是favoritism，这个incentive是最大的问题。再者，这个理论与锦标赛相比没有insight，游击队有用的话我们要回去建更多游击队吗？有点儿历史先验论的味道，讲到产权保护就够了，产权保护的差异可能是各种各样历史因素的结果，这一层面就意义不大了。就像Acemoglu的大西洋文章一样，讲到institution就可以了，至于英国为什么议会很早就有很大的权力，这是second order的事情。
评分十分精彩，整个逻辑建立于“一统体制”的固有矛盾之上，权力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干部要在遵循指令抑或顾及下情之间作出权衡取舍；而除了着力强调的“官员越处于边缘位置，其越有动力保护和支持民间经济”，作者在附录其实亦点明官员需要有“回旋余地和行动自由”乃至高层支持才有“能力”为自身的政治地位着想支持民间经济。 （P.S.时代的印记一则：2016年出版的本书，已经需要用“四川当时的省委领导人”“当时国务院副总理”“这位领导人”这样的称谓了） （P.P.S. 浙江文革的外国研究引来引去都是Forster，但参考文献竟然不见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奇哉怪也）
评分民营经济的诞生与发展来自游击队干部因为身处边缘地位而给予的空间，这个框架在文革时期是有力的（作者的回归模型也验证了这一点），但在前十七年则更多地表现为消极的允许——这些干部（其中有很多的地方干部，游击队和地方的分野在很多讨论中其实没有做细致的区分）可能是出于对本地经济的了解与体察和对回应中央政治任务的“无感”而做出放任非集体要素的决定，而改革开放后游击队县的发展则更多的是路径依赖了——基础已经打好，经济发展又成了主要目标，干部如果眼尖自然就会get onboard。结尾耐人寻味：这种政商联盟确实不利于中国整体的转型，可是问题在于在中国区域政治经济状况差距如此大的情况下，民主化带来的到底是普遍的产权保护还是区域市场的进一步割裂呢？起码现在浙江的商人还能收到多数的利益，如果全国都变成东北会如何？
评分民营经济的诞生与发展来自游击队干部因为身处边缘地位而给予的空间，这个框架在文革时期是有力的（作者的回归模型也验证了这一点），但在前十七年则更多地表现为消极的允许——这些干部（其中有很多的地方干部，游击队和地方的分野在很多讨论中其实没有做细致的区分）可能是出于对本地经济的了解与体察和对回应中央政治任务的“无感”而做出放任非集体要素的决定，而改革开放后游击队县的发展则更多的是路径依赖了——基础已经打好，经济发展又成了主要目标，干部如果眼尖自然就会get onboard。结尾耐人寻味：这种政商联盟确实不利于中国整体的转型，可是问题在于在中国区域政治经济状况差距如此大的情况下，民主化带来的到底是普遍的产权保护还是区域市场的进一步割裂呢？起码现在浙江的商人还能收到多数的利益，如果全国都变成东北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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