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之狂在于敢讲“人话”（自序）

古义的“狂”与今义的“狂”有同也有不同。古义共六条，除去“狗发疯”和“通‘诳’，欺骗”外，其他四义（放荡，不受拘束；狂妄；急躁；气势猛烈）与今义大致吻合，但今义以“精神失常”替代了古义“急躁”。

本书的重点在“佯狂”和“真狂”，盖混合古义今义而用之。

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狂人大言独行，尽管与儒家的中庸法度不相吻合，但他们既有是非标准，又有进取目标，仍是孔子较为肯定的那一类人。

两千五百年前，楚国狂人陆通（字接舆）遇见孔子，即兴唱起了那首著名的《凤歌》：“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意思是：“凤啊凤啊，只有圣明的君主出现，它才会降临世间，你是当今的人中之凤，怎么反而带着弟子周游列国，自行减弱美德的光辉，去劝导那些不可救药的诸侯施行仁义？从前犯傻就算了，现在醒悟还不迟。统治者已把国家折腾得混乱无比，乌烟瘴气，你想使黑暗的现实恢复光明，只是白日做梦，现在的君主算是彻底完蛋了！”孔子听完陆通的《凤歌》，赶紧起身下车，打算向这位楚国狂人请教“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难题。陆通却拍拍屁股，摇摇脑袋，转背疾走，并不接招。孔子身居困境，内心寂寞如沙，好不容易遇上高人，却未能交换意见，想必惆怅万分。

楚国狂人陆通看透了当时的政治黑暗和世道凌夷，他认为孔子放低身位，推行仁义，不辞劳顿，不畏艰险，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不识时务，这种绝望的旅程只有偏执狂才会走到两眼晕黑。他怜悯“衰凤”，厌憎现实。陆通并非真狂，他无意进取，有所不为，是不折不扣的狷者才对。此类民间高士节欲隐身，虽无益于治乱，却是头脑清醒的观察者和一针见血的批判者，同样不可多得。

中国近现代，内忧如溺，外患若焚，狂士寻罅隙而游刃，机会不少，磕碰也多，爱国书生痛恨现状，构筑梦想，虽卷刃而无所惧，虽折戟而无所惜。

1906年，章太炎从上海西牢获释后，东渡日本，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他讲过一段流传至今的“疯话”：

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人，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近来有人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形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略高一点的人，富贵利禄的补剂，虽不能治他的神经病，那艰难困苦的毒剂，还是可以治得的。这总是脚跟不稳，不能成就甚么气候。

演讲快结束时，章太炎大声疾呼：

（我）要把我的神经病质，传染诸君，传染与四万万人！

他将“狂者进取”的古义发挥到了极致。清末时，章太炎公然辱骂光绪皇帝为“小丑”，鄙视慈禧太后为“先帝一遗妾”，民国时期他冲击总统府，专寻袁世凯的晦气。名师出高徒，章太炎的弟子多为狂生。黄侃最具代表性，他目高于顶，饱览古书则“八部书外皆狗屁”，轻视今人则“胡适之辈不过尔尔”。刘文典自谓天下真懂庄子的学者仅有两个半，其一为庄子本人，其二为刘文典，另外半个则尚未降生。他当面怒骂蒋介石为“新军阀”，颇有东汉末年的青年天才祢衡击鼓骂曹的冲天胆气。章太炎和他的诸位弟子，学富五车，演技高明，他们的大才智和真性情如同双刃剑，频频伤及敌手，屡屡殃及无辜，其功过是非，虽盖棺多年，却仍旧难以论定。

清代湖湘才子汤鹏（1800—1844，字海秋）狂名满天下，他说：“狂者之志，有进无退也。”他与人打赌，猛饮大黄药而死于盛年。曾国藩作《祭汤海秋文》，道是“狂名一鼓，万口嚣嚣”，可见狂名之立，为世所忌，并不是什么好事情。龚自珍的狂，是“狂来说剑”的狂，一个“说”字，即将书生的底细泄露无遗；辜鸿铭的狂，是“立异以为高”的狂，对付洋鬼子和假洋鬼子，这种不按牌理出牌的招法相当管用；黄侃的狂，是背叛礼法的狂，为此他张扬个性，逾越边界；刘文典的狂，是自负太过的狂，猛吹牛而皮不破，堪称一绝；梁漱溟的狂，是“一代直声”的狂，为农民争取位置，公然顶撞领袖，非大仁者、大勇者莫能开口。他们的狂法全然不同，内里的精气神则贯通如一：为了开心颜，决不摧眉折腰；敢于讲人话，哪肯俯首帖耳？

王国维的七律《晓步》颈联为：“四时可爱唯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狂人多半有赤子之心，赤子不畏猛虎，乃是性情使然。世人侧目而视，以为他们偷吃了熊心豹子胆，倒真是莫明其妙的念头。

一个社会，倘若腥、膻、腐、恶更吃香，更走俏，狂人就势必转型为烈酒、胡椒和芥末，没有他们，“佳肴”肯定难以下咽。一个地方，倘若池、塘、丘、壑更养眼，更悦目，狂人就势必升格为江流、岳峙和云飞，有了他们，“美景”还能剩下多少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