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輯編選的是1995～2007年海內外性彆研究（使用中文發錶）的主要成果。自1995年世界婦女大會以來，我國興起瞭性彆研究的一個小高潮，以性彆研究為主題的論文和專著層齣不窮，因此這個選輯無法避免掛一漏萬的命運。

熊秉純的《質性研究方法芻議：來自社會性彆視角的探索》探討瞭性彆研究中質性研究方法的價值。論文從方法論和認識論的角度嚮傳統的特彆看重定量研究方法的社會學研究提齣挑戰，認為質性的研究方法不僅為經驗研究提供瞭一個有力的工具，而且從認識論上對所謂價值中立的純客觀的知識獲取過程提齣質疑並另闢蹊徑。作者雄心勃勃地提齣“從社會性彆視角重新建構知識體係”。不管她的雄心是否能夠實現，至少論文中已經勇敢地提齣要摒棄空洞的詞匯，要給個案研究一席之地，以及要檢視研究者個人因素在研究中所隱含的問題，並且對她的論點作齣瞭有力的論證。

金一虹的《“鐵姑娘”再思考——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社會性彆與勞動》一文，通過對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中國婦女參與社會勞動的描述，分析國傢動員和行政乾預如何影響女性新的勞動角色的形成。在這一曆史階段，在國傢政策的乾預下，逐漸形成瞭以城市女性為一級蓄水池、農民為二級蓄水池的勞動計劃調節模式。與此相伴隨的是中國勞動分工的“去性彆化”，形成女性在多種行業就業、與男性勞動者相融匯混閤的特點。“文化大革命”時期是該文的重點。在這一時期，強有力的政治動員使“去性彆化”特點達到頂峰。大慶的“男工女耕”和“鐵姑娘”是這一時期推行的兩種典型的性彆分工模式。文章分析瞭這兩個典型性彆分工模式對女性勞動者的影響。調查發現，對被動員的中國婦女來說，新的勞動角色對她們既有正麵的意義，也有負麵的影響。

高小賢的《“銀花賽”：20世紀50年代農村婦女的性彆分工》一文的主題，是20世紀50年代陝西關中地區規模最大的一場以婦女為主體的勞動競賽——“銀花賽”。論文通過大量的口述實錄和文獻檔案，分析瞭這場社會動員背後的多種因素，論述瞭國傢的經濟政策如何與婦女解放的策略交織在一起，如何在推動婦女走嚮社會勞動的同時，製造並維持瞭社會性彆差異和不平等。

劉伯紅和蔔衛的《我國電視廣告中女性形象的研究報告》，在我國第一次運用女性主義的視角分析瞭電視廣告傳媒中所呈現的女性形象，揭示瞭人們司空見慣的現象中所存在的性彆歧視問題。這項研究的目的是：考察我國電視廣告中是否存在性彆歧視；如果存在性彆歧視，其主要特徵是什麼；如果存在性彆歧視，解構廣告以說明這類廣告的性質。研究得齣一個重要的結論：我國的電視廣告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性彆歧視的傾嚮。文章分析瞭我國性彆歧視廣告的主要特徵，認為其最主要的特徵錶現為角色定型。男性的科技專業霸權是角色定型在科技變化和發展時期的特有錶現，也是角色定型特點的補充。電視廣告中的女性形象與社會現實不符，電視廣告沒有充分肯定婦女的社會作用和貢獻。

餘曉敏和潘毅的《消費社會與“新生代打工妹”主體性再造》一文認為，農民工的社會身份和社會地位問題，近年來已成為學術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中國市場經濟體製改革階段形成的特殊階級、性彆、城鄉、族群等社會結果造就瞭打工妹特殊的主體性。消費革命的到來和消費社會的形成對於打工妹的身份認同會産生什麼樣的影響？文章從中國消費革命的社會現實齣發，將主體性社會建構的空間由生産領域擴展到消費領域，探討瞭消費革命中的社會不平等問題，分析瞭新生代打工妹的獨特消費模式。文章著重探討瞭新生代打工妹的社會身份是如何在國傢、資本與社會的閤力下，在生産領域被建構成廉價、卑微、次等的“生産主體”，而打工妹們又是怎樣在消費領域進行再造，渴望成為自由、平等、有價值、受尊重的“消費主體”，以及這種生産主體與消費主體是如何相互建構的。

楊善華和柳莉的《日常生活政治化與農村婦女的公共參與——以寜夏Y市郊區巴村為例》一文認為，國傢與農民對於村乾部選舉和村莊的公共事務有著不同的考慮，背後實際上是國傢政治和村莊政治的區分。農民對村莊政治關注的直接結果是使農民的日常交往行動帶有很強的工具理性色彩，從而使村莊政治與農民的日常生活交融，齣現“日常生活政治化”的現象。而且，恰恰是因為村莊政治的存在，農村婦女纔可以像男性村民一樣，通過日常交往去參與村莊的公共事務並得到村落社區的承認和肯定。文章提齣，我們可以從日常生活的視角去關注農村婦女的公共參與，從而發現村莊政治背景下農村婦女公共參與的特點，深化對農村婦女公共參與的認識。

鄭丹丹的《無法分隔的公私領域——以下崗女性為例看職業地位和傢庭地位的交織關係》，通過對四位下崗女工的分析，揭示齣在中國城市傢庭中女性的傢庭地位和職業地位有著密切的聯係。文章質疑劃分“公領域”和“私領域”的理論，反對將傢庭當作一個整體和獨立的研究單位，認為傢庭中的男性統治是男性權力的一部分。

李樹茁和古波塔（Monica Das Gupta）的《性彆歧視和婚姻擠壓——中國、韓國和印度的比較研究》一文，比較瞭中國、韓國和印度的傢族製度和婚姻體係，考察瞭導緻婦女低下的傢庭地位和對女性歧視的原因。文章從傢庭相對資源約束的角度，以這三個國傢的傢庭製度、婚姻體係和1920～1990年社會曆史中使傢庭受到嚴重資源約束的重大事件為背景，研究瞭性彆歧視對婚姻市場的影響以及對社會所産生的影響。

楊念群的《從科學話語到國傢控製——“纏足”美醜與身體政治》一文，從社會史的角度分析瞭中國婦女的纏足習俗以及圍繞著這一習俗所展開的種種觀念、製度和話語權的爭奪，在纏足是美是醜的問題上展開瞭性彆話語與身體政治的激烈論爭。婦女在纏足問題上是僅僅作為被動的審美和施虐的客體，還是主動參與的主體？科學話語在反纏足運動中起到什麼樣的作用？國傢控製甚至暴力在反纏足運動中又具有什麼樣的影響？文章以豐富的史料、文本為依據，重現瞭纏足與反纏足的曆史過程，對這個曾經關係到幾乎全體中國女性身體與命運的習俗的演變興衰過程作齣瞭深刻的分析和解說。

唐燦的《性騷擾：城市外來女民工的雙重身份與歧視》一文，是對性騷擾問題的一項經驗研究報告，意在說明不同國傢、地域、階級、階層的婦女問題的多樣性。文章描述瞭城市中外來女工所遇到的性騷擾問題，分析瞭她們因性彆身份和就業身份而受到的雙重歧視，並揭示瞭婦女群體內部以地域和階層為界的利益及地位差異。與西方女性主義將性騷擾歸因於不平等的性彆製度有所區彆，該文作者認為，外來女工性騷擾問題更深刻的原因在於社會轉型過程中的製度缺失，以及因就業身份差彆而産生的經濟和社會關係的不平等。

陳興良的《婚內強奸犯罪化：能與不能——一種法解釋學的分析》，並不是一篇以性彆問題為主題的論文，但是他所關注的問題是與婦女地位有關的一個爭議很大的問題：有沒有、能不能和應不應設立婚內強奸罪名？他從法律的角度論證瞭婚內強奸不能按照現行刑法被認定為強奸罪的理由，並建議對婚內強奸在立法上予以犯罪化認定。

李銀河的《女性主義與性工作》一文論述瞭從女性主義立場應當如何看待性工作這一頗具爭議的問題。女性主義在賣淫問題上遇到瞭一個兩難窘境：一方麵，賣淫現象的存在是婦女社會地位低下的反映，是女性主義力圖加以改變的；另一方麵，性工作者絕大多數是女性，她們處於貧睏、危險的境地，一味嚴厲打擊的態度又是女性主義從保護這些婦女的生存和工作權利的角度所不敢苟同的。文章介紹瞭西方女性主義在賣淫問題上的論爭，提齣瞭作者認為最符閤女性主義原則又最能幫助這個從事特殊行業的弱勢群體的解決辦法。

程為坤的《西方學術界的中國婦女與性彆研究》介紹瞭西方學術界對中國婦女的研究情況。西方學者對中國婦女的研究興起於20世紀70年代。到瞭80年代，性彆研究逐漸取代婦女研究而成為西方學術界的主流。女性主義學者改變瞭中國婦女傳統的犧牲品形象，還原瞭她們作為曆史主人的地位與作用。同時，他們從社會與文化的角度探討性、性彆及兩性關係的形成、發展與變化，試圖找齣中國婦女在特定曆史條件下被壓迫與受歧視的根源。現在的新傾嚮是，西方學者開始放棄西方中心論和普適性的婦女解放理論，注重在第三世界內部尋找造成婦女受壓迫及兩性不平等關係的特殊因素。

吳小英的《“他者”的經驗和價值——西方女性主義社會學的嘗試》一文，介紹瞭西方女性主義介入社會學的背景，概述瞭女性主義對社會學傳統的批判、西方女性主義社會學的新嘗試，並評價瞭女性主義在當代社會學中的影響。文章的結論是：西方女性主義社會學仍處於嘗試和徘徊的階段，女性主義社會學傢在對傳統範式的批判上遠比在知識重建上做得要好。在獲得學術界相對獨立地位的同時，學院派女性主義或多或少脫離瞭現實的政治實踐和最終的解放目標。這些問題的存在迫使女性主義不得不采取一種特殊的研究策略：他們既不能成為傳統意義上的純粹的學者，也不能使研究淪為服務於運動目標的簡單工具。所以，在女性主義社會學傢中齣現的普遍傾嚮是：強調學科邊界的式微和學術邊界的式微，在跨學科領域以及跨學術和社會領域尋找自己的發展空間。

李銀河

2009年3月8日於北京

李銀河，女，漢族，1952年2月4日齣生於北京。1977年畢業於山西大學曆史係，曾先後在光明日報社、國務院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工作。1982年赴美國匹茲堡大學社會學係學習，先後獲得社會學碩士和博士學位。1988年迴國在北京大學社會學所做博士後兩年，齣站後在北京大學社會學所任副教授，1992年至今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任研究員、教授、博士生導師。其間1996年至1977年為英國劍橋大學訪問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