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兰经据称是安拉在穆圣二十三年（公元610—632）的传教活动中适时地零星地用阿拉伯文降示的一部综合性大法典。一千三百年来，它已经成为全世界包括中国穆斯林在内的各国穆斯林信仰和遵循的一部根本法典。它既是伊斯兰信条的源泉和教法创制的依据，也是一切穆斯林的行动指南和道德规范的准则。

古兰经有多种中文译本。本软件选用了马坚先生的译本。马坚先生（1906－1978），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杰出的穆斯林学者，阿拉伯语言学家和翻译家。他的《古兰经》译本译文忠实准确，文字简洁流畅，风格古朴清新，受到广大穆斯林的肯定和高度评价。1987年（回历1407年）经沙特阿拉伯王国朝觐义产部督导，马坚先生的译本随《古兰经》阿拉伯文原文一起出版，发行到世界各地，成为迄今为止全球影响最大的《古兰经》汉译本。

马坚先生（1906－1978），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杰出的穆斯林学者，阿拉伯语言学家和翻译家，回族，中国云南省个旧市沙甸村人。早年曾就读于云南省昆明明德中学，后到西北宁夏固原，师从著名经师虎嵩山学习伊斯兰典籍。

1929年到中国东南沿海最大的商埠和港口城市上海，入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专修阿拉伯语及经籍，兼学英语，1931年以品学兼优的成绩毕业。同年12月由中国回教学会选派，随中国首批留埃学生团赴开罗，1934年毕业于爱资哈尔大学预科，1939年毕业于开罗阿拉伯语高等师范学院。1939年至1946年期间辗转于上海、云南等地，从事伊斯兰文化教育，并潜心于《古兰经》的研究和翻译。1946年到北京大学工作，一直担任东方语言学系教授、阿拉伯语教研室主任。1949年曾作为中国穆斯林杰出人物，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从1954年到逝世前，连续当选为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马坚先生还是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发起人之一，后任该会常务委员，此外，还曾担任中国亚非学会理事等职。

马坚先生通晓汉、阿两种语言文化，兼通波、英两种语言，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毕生从事伊斯兰学术研究和阿拉伯语教学科研工作，其卓著成就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翻译伊斯兰典籍，提高中国穆斯林的文化素质

马坚先生曾翻译出版过大量宗教著作，其中最重要和最具影响的是《古兰经》全译本。马坚先生毕生从事《古兰经》的翻译工作和研究工作，其根本目的是实现他的宿愿，传播伊斯兰教义，直接作用首先是帮助中国穆斯林克服语言障碍，领悟古兰真意，消除教派隔阂。早在1934年他在开罗发表《中国伊斯兰教概观》一书时，就曾对中国穆斯林中某些偏离教义的现象和教派纷争导致“老死不相往来”乃至“近乎引起流血冲突”的问题作过具体的分析。此后他又在1949年出版的《古兰经》汉译本（上册）译者序中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说“一般回民不能深切地了解《古兰经》，也就不能本着《古兰经》的教训精诚团结，互助合作，发扬文化，为人民服务。”因此，他把翻译《古兰经》定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他曾对好友纳忠先生表示，翻译《古兰经》是他一生要做的两件大事之一，表达了让天下穆斯林都能在古兰精神的照耀下同心协力、和衷共济的根本大愿。1939年，他从埃及学成归国后，潜心《古兰经》翻译，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出版了经文前八卷译注本（即前面提到的上册）。但在此后的20年间，因忙于中国阿拉伯语教学的发展以及由于十年动乱的影响，整个译稿的修改和加注工作未能持续进行，直到晚年他才得以完成全书的翻译工作。

马坚先生的《古兰经》译本译文忠实准确，文字简洁流畅，风格古朴清新，受到广大穆斯林的肯定和高度评价。正如中国当代回族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所说：在忠实、明白、流利三者并举的要求下，我相信，这个译本“是超过以前所有的译本的”。马坚先生译的《古兰经》于1981年在中国出版后，发行量达10万册以上。此后，又于1987年（回历1407年）经沙特阿拉伯王国朝觐义产部督导，随《古兰经》阿拉伯文原文一起出版，发行到世界各地，成为迄今为止全球影响最大的《古兰经》汉译本。

除《古兰经》外，马坚先生从30年代起就开始翻译和出版大量宗教学术著作。如：《回教真相》。《回教哲学》、《回教教育史》、《回教、基督教与学术文化》和《教典诠释》等。他在《回教真相》出版前言中说：“我要在这里附带着劝告中国的伊斯兰教胞，希望他们趁早觉悟，赶快提倡教育、讲究实业，因为伊斯兰教不是出世的宗教。”马坚的这些译作和论述为提高中国穆斯林的文化素质，使他们自强自立做出了贡献，也为让他们能与中华民族各成员共同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社会作了一定的舆论准备。

为了研究伊斯兰学术、传播伊斯兰文化，马坚于1931年到1937年期间，曾在埃及进行长达8年的学术准备。在那8年里，无论是在爱资哈尔还是在阿拉伯语高等师范，对宗教学术的研究都一直接受爱资哈尔长老吉巴里教授的悉心指教。马坚曾是这位长老的得意门生。可以说，他的伊斯兰学术研究和《古兰经》翻译就是爱资哈尔伊斯兰学术事业在中国的一种延伸和发展。 ；尽管

二、扩大研究领域，作新时代中阿文化交流事业的先导

尽管所有的穆斯林都知道“学问即便远在中国，也当求之”的格言，但中阿之间的文化交流，自16世纪西方殖民主义东侵之后使长期处于停顿状态。早在30年代，马坚先生就在开罗扩大他的研究和翻译的领域，使之成为一种双向的学术活动。他把中国贤哲孔子的《论语》以及《中国神话故事》、《中国谚语与格言》等译成阿文在开罗出版，使阿拉伯丰富的文库增添了中华文化的珍宝。马坚在《论语》阿文版前言中说：“我是穆斯林，又是中国人，肩负宗教的和国民的双重义务，我决意同时履行这两种义务，即要尽力帮助不懂中文的教友了解中国的哲学和文化，更要全力在中国传播穆罕默德的一神教义，使我国国民都能了解伊斯兰真谛。”马坚先生在这里把自己在中阿文化交流中承担双向交流的桥梁作用作了明确的自述。在中阿文化交流的总体进程中，中国学者介绍阿拉伯各国的材料不少，而向阿拉伯世界介绍中国的却不多。即使到了近代，阿拉伯人了解中国也多半通过西方媒介，很少或者几乎不可能读到直接由中文翻译过去的资料。而马坚以精确、规范的阿拉伯文字翻译的《论语》，则一下子就把统治中国社会两千年的主流哲学直接介绍过去，这在中阿学术交流史上自然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举动。

与此同时，为了让中国人民更多地了解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自叨年代起，马坚先生不仅从阿拉伯文、英文翻译了大量有关阿拉伯历史、传统、宗教、语言等方面的重要著作，而且还撰写大量有关上述内容的学术研究论文。如：《伊斯兰哲学史》、《阿拉伯半岛》、《阿拉伯通史》、《阿拉伯简史》、《中国伊斯兰教概观》、《回历纲要》、《回教先贤的学术运动》、《阿拉伯文在国际政治上的地位》、《穆罕默德的宝剑》、《至圣穆罕默德略传》、《回民为什么不吃猪肉？》、《回回天文学对于中国天文学的影响》、《伊斯兰教文化的光芒——纪念阿维森那诞生一千周年》、《元秘书监志“回回书籍”释义》、《阿拉伯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齐暾、橄榄、刺桐与泉州城》。《把晚年献给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等。

从双向文化交流这个角度看，马坚先生这种翻译和研究的实际意义大大超过宗教或神学的范畴，而成为历史上中阿文化交流的一种延伸和继续。

马坚先生把这种为增进双边了解而进行的翻译活动当作应尽义务、人生目标，所以他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能够不断奉献新的作品，其范畴包括伊斯兰历史、教义、教法、哲学、教育，以及阿拉语言。文学和天文历算等学科领域，为全面介绍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做出了开创性的努力；也包括在新的历史时期向阿拉伯世界介绍中国政治、法律、学术、文化等方面的文献和著述，为现代中阿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不愧为这一事业的先导。

三、奠定中国现代阿拉伯语教学的基础，开辟中国阿拉伯语教学的新时代

数百年来，中国曾出现过一些伊斯兰学校，但大多数都设在清真寺里，难以满足培养高层次阿语人才的需求。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马坚先生青年时代便立下宏愿：在中国发展阿拉伯语教育，推广阿拉伯语。他曾对友人表示，这是他一生要做的另外一件大事。1946年马坚先生实现这一宏愿、完成这一大业的时机来到了。那一年，北京大学聘任他为教授，他欣然应聘，参与组建北京大学东方语言学系，并在该系建立了阿拉伯语专业。按照阿拉伯语本身的规律，结合汉语的特点，借鉴现代阿拉伯语教学体系、语法体系，并把它运用到教学实践中，奠定了中国现代阿拉伯语教学的基础，使阿拉伯语在中国教育史上首次正式进入高等教育体制。50年代以后，马坚先生所领导的阿拉伯语专业在中国国家领导人的直接关怀和教育部门的具体支持下，按照全新的教学大纲进行阿语新教材和《阿拉伯语汉语词典》的编写工作，同时从全国各地招收各族儿女，开展生机勃勃的教学活动，努力培养一代又一代新的阿拉伯语言文化人才，为迅速发展的中阿关系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研究事业服务，从而开辟了中国阿拉伯语教学的新时代，迎来了中国阿语教学的巨大变革。

现在中国教授阿拉伯语言文化的高等院校，包括伊斯兰经学院在内，已经发展到8所。半个世纪以来，这些院校已经培养了约3000名毕业生，不少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有的成了知名的学者和教授，有的成了重要的外事领导干部和阿拉伯问题专家，也有的成为影响一方的伊玛目。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阿拉伯语在中国作为一门外语，其教学和科研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是中国数代阿拉伯语教师共同努力和阿拉伯友人大力支持的结果。但马坚先生作为这一事业的开拓者，功不可没。

四、代表穆斯林参与国是，为安定团结大局做贡献

1949年以后，中国各民族的关系得到了根本的改善，回汉关系也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良好的时代。从根本上说，这是中央政府实行正确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结果，但马坚先生作为一个有重要影响的穆斯林学者，也为消除！日有民族隔阂、推动这一政策的顺利实施，作过许多积极的努力和有益的工作。马坚先生认为，民族隔阂除了历史上反动政府鼓吹民族沙文主义、推行民族歧视政策的原因之外，民族之间缺少充分了解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为此，他运用自己丰富的伊斯兰学识，撰写了大量文章，一方面解除回族有些人在参与全民共同活动的某些疑虑，一方面又从维护民族大家庭团结的真诚愿望出发，对某些无知现象提出了坦诚的批评。如1951年，有人在批判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两面手法的文章中，曾经错误地使用某些历史现象作比喻，导致伤害穆斯林感情的严重后果。对此，马坚先生及时发表了《穆罕默德的宝剑》一文，批评了作者的无知，从而达到了促进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维护国家安定团结的目的。

马坚先生并不是一个政治家，但鉴于他的丰富学识和实际影响，以及他在历史上的爱国表现，受到各族群众的拥护。他作为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从1949年开始到逝世前为止，曾取得国家最高议事和立法机构的代表身份和一些学术机构的重要职务，从而表明马坚先生文化名人的地位得到了广泛的承认。马坚先生也借重这种地位代表穆斯林参与国事，与此同时，又保持廉洁公正，从不利用方便谋求一家私利。

鉴于马坚先生的杰出科研和教学成就，他成了北京大学近半个世纪以来知名的教授之一，更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穆斯林学者。虽然他在生前，尤其是在1966年至五1976年十年动乱期间，曾象许多学者、名人一样受到过某些无端的指责和不公正的批判，而在事业上和精神上蒙受巨大损失，但可喜的是，他在晚年总算赶上了拨乱反正的年代，恢复了名誉，重新受到应有的尊重。今年（199年）是马坚先生诞辰90周年纪念。现在中国阿拉伯语和伊斯兰学界正和我们一起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对这位杰出的文化名人的理想的纪念莫过于采取适当方式扩大他的影响，发扬他曾呕心沥血为之奋斗一辈子的学术事业。

（此文为1995年北京大学为纪念马坚先生诞辰90周年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