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清代后期，面对千年未遇的社会危机，敏锐的知识分子在震惊之余重新发现了《墨子》，此后墨学在成为千年绝学之后再一次变成显学，百年以来的研究成果远远超过了两千多年的总和。中国墨子学会成立以后，尤其是几届国际墨学研讨会召开之后，大陆与境外学者也开始了新的交流。然而在墨学研究繁荣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问题之所在。尤其是《墨子》一书的难点问题，突破性的成果仍然不很多。

基于这种认识，作者选择了《墨子》的《备城门》诸篇作为突破口，申报了全国高校古委会科研课题《{墨子)城守诸篇新注》，课题立项后便开始了艰苦的研究工作。本书的主要内容即为这一研究的前期成果。《秦汉筒帛与{墨子)城守诸篇》借鉴近年来竹简帛书发掘研究的成果，对《备城门》诸篇作了新的考证，并纠正了孙诒让等人的一些失误。《墨家城防武器考》结合考古发现对《备城门》诸种防守器械作了新的考校。《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商榷》则利用这些成果对岑书之疑误进行了辨正。《〈汉书·艺文志〉墨家考》等其他几篇考证文章也大多围绕一些墨学的文献资料与学术争议问题进行。

后一部分除了对《墨子》思想的研究之外，特别注意墨学对当代思想文化建设启示意义的揭示，境外墨学研究的审视也是基于这一认识进行的。少数篇目曾经发表过，收入本书时作了一些修改。谨此说明。

目录

前言

鲁国时政与墨子弃儒立墨考

墨家后学行事著述考

秦汉简帛与《墨子》城守诸篇考

《墨子》城防武器考

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商榷

《汉书·艺文志》墨家考

汉代经学与墨学关系考

《墨子》各篇著者时代考

民族思维方式变革的启示录

儒墨伦理观的现代审视

墨子经济观的当代价值

墨家军事学与和平主义

墨家教育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墨子》与诸子议论散文的历史演进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与墨子政治观

境外墨学研究及其启示

附录

春秋后期至战国时政与墨家大事表

墨家城防武器图

台港日本墨学研究论著索引

引用参考书目

后记

书摘

中国古代的军事学著作向来是以研究进攻者居多，《孙子》《吴子》《尉缭子》等大多如此，而墨子由于主张非攻，故其研究军事相应地便是以防守为主。不仅如此，在先秦时代，由于主动进攻者往往为国势强盛的大国，而处于防守地位的常常是一些人少地狭的小国。在这种形势之下，要想抵御强敌的凶猛进攻，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然而，墨家却能以其道义和全民动员的力量，凭着他们的高科技防御武器，在中国军事史上创造出以弱胜强的奇迹，这种不可思议的奇观甚至引发了后人对墨子的神话。其实，坚不可摧的“墨守”并不神秘，考察《墨子·备城门》诸篇我们即可发现墨家守城术强大威力的秘密所在。

遗憾的是，具体深入地从事这一工作的人还不多，因此作者愿进行一些初步的尝试。本文即依据《墨子》文本，并结合当代考古发现的资料，对《备城门》诸篇的城守武器作一个大致的探索，希望能引起墨学界同仁的注意，更希望得到古代军事学专家的指正。

墨家的正义防卫战首先注重人心的背向，强调激励守城者的斗志，注意后勤保障，奖罚分明，而在具体的作战方略上，墨家还有一套系统的纵深防御措施以及地面、城上、地下相配合的立体城防体系，再凭借墨家依靠自己的科学技术成果研制出的高科技武器，以及针对强敌进攻的不同方式进行的有效运用，这正是“三里之城” 能够抗击“十万之众”的可靠保证。下面仅就一些主要设施及武器作一番简要考证。

地面纵深防御体系的第一道战线：

城外坚壁清野，及外防御设施。

“城之外…三十里之内，薪、蒸、木皆人内，狗、彘、豚、鸡，食其肉，敛其骸以为醢，腹病者以起。”(《墨子·迎敌祠》，以下只注篇名)“薪蒸”，孙诒让《墨子间诂》谓为细木，“木”原为“水”，孙校正，又谓“木”字前脱“材”，材木，大木。醢，肉酱，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引王阊运注谓“调以骨髓和面，可止泄利(痢)”。“除城场外，去池百步，墙垣，树木大小俱坏伐除去之”(《号令》)，即离城池百步之内的墙垣树木全部破坏与砍伐，以免被敌人利用。又“城之外，矢之所逮，坏其墙，无以为客(敌)圉(御)”(《迎敌祠》)。“疏束树木，》足以为柴搏，毋前面。树长丈七尺，一以为外面，以柴搏从(纵)横施之，外面以强涂，毋令上漏，令其广厚能任三丈五尺之城以上，以柴木、土稍杜之，以急为故。前面之长短，豫蚤(早)接之，令能任徐，足以为堞，善涂其外，令毋可烧拔也。”(《备城门》)疏束，集束。柴搏，柴禾捆束。毋前面，孙引《说文》谓“穿物持之”，即捆扎。“一以为外面”指大树连贯植于外边，里面再堆塞积柴。强涂，以粘性强的土涂抹在柴捆上。这是说将坚壁清野时砍伐的树木捆扎起来，纵横交错地堆放成高度与城墙相当的障碍，以阻止敌人前进。“诸外道可要塞以难寇，其甚害者为筑三亭，亭三隅，织女之，令能相救”(《杂守》)。难，阻挡。甚害，道路要害处。织女之，孙引陈奂云：“织女三星成三角，故筑防御之亭，以象织女处隅之形。”此段是说在城外防守要道处修筑成三角形状排列的三座嘹望防守亭，以便互相支援。

第二道纵深防御设施：

护城濠的利用及城门防守机关。

首先是城濠御敌措施：“墙外水中为竹箭，箭尺，广三步，箭下于水五寸，杂长短，前外廉三行。外外向，内亦内向。”(《杂守》)插竹箭之处宽一丈二尺。“前外廉”，指护城濠外近敌人方向，廉，孙引《礼记·乡饮酒》郑注：“侧边曰廉。”“三行”指竹箭分三行插列，外边一行箭尖向外，内面一行向内，使敌人来往受阻。又《号令》亦言“立竹箭水中”。

其次是城濠与城门机关配合防御措施：“去城门五步大堑之，高地丈五尺，下地至泉，三尺而止。施栈其中，上为发梁而机巧之。比傅薪土，使可道行，旁有沟垒，毋可逾越。而出佻(挑)且北(败)，敌人遂入，引机发梁，敌人可禽(擒)。” (《备城门》)堑，护城濠，此指挖地为濠。栈，濠上小桥，连下文“傅薪土”，指桥面铺上薪土，看似平坦通道以诱敌，栈之上设机械的发梁。“出挑且北”，谓守城者出城挑战，并佯败以诱敌追击，然后发梁破敌。《太白阴经》：“转关桥一梁：为桥梁，端著横括，拔去括，桥转关，人马不得渡，皆倾水。”

第三道纵深防守：

城上重武器。

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又补录《相里子》7篇、《邓陵子》、《缠子》1卷。其引林宝《元和姓纂》曰：“昝繇(皋陶)之后为理氏，殷末理微，孙仲师遭难，去王姓里。至晋大夫里克为惠公所灭。克妻司成氏携少子季连逃居相城，因为相里氏。季连玄孙相里勤见《庄子》，《韩非子》云：‘相里子，古贤人也。著书七篇。’(《通志·氏族略》同)《庄子·天下篇》：‘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成玄英疏曰：‘姓相里，名勤。南方之墨师也。”’又引托名陶渊明的《群辅录》所载“三墨”曰：“裘褐为衣，跂跃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者，相里勤五侯之墨。”然所考有误：晋惠公在位时间为公元前650—637年，即使晋大夫里克被灭在末年，其少子季连之玄孙生活时代至少也在公元前560年左右，其时孔子尚未降生，何以有墨子弟子相里勤在?此说显误。又托名陶渊明的《群辅录》也绝非陶潜所为。萧统最早编定《陶渊明集》，到北宋时宋庠重新刊定《陶潜集》，但各本却已散失。今存最早版本为南宋本，但从南宋本到元本陶集皆无《群辅录》。大约因为陶渊明写过《桃花源记》

之类的带传奇色彩的作品，故后人以小说家言的《群辅录》托名于他。殷孟伦先生《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陶彭泽集》注曾引焦竑本《自序》称：“靖节先生微哀雅抱，触而成言。昭明太子手葺为编，序而传之。岁久颇为后人所乱。其改篡者什居二三。……顷有人偶以宋刻见遗，无《圣贤》(即《圣贤群辅录》)之目，篇次正与昭明旧本吻合。中与今本异者，不啻数十处。”

《拾补》录《邓陵子》未著篇目，引《元和姓纂》曰：“邓陵氏，楚公子，食邑邓陵，因氏焉。邓陵子著书见《韩非子》。《氏族略》引文亦同。”实则《韩非子》只言“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并未言邓陵子著书。而另引陶渊明《群辅录》已见上文辨误。

《拾补》又著录《缠子》一卷，此实与《董子》为一书。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列《董子》一篇，考谓：“《隋志》一卷，《论衡·福虚篇》：‘儒家之徒董无心，墨家之徒缠子，相见讲道。缠子称墨家右鬼，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赐之九年(应为九十年)。董子难以尧舜不赐年，桀纣不夭死。近而秦缪晋文言之，夫缪者误乱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误乱之行，天赐之年，有德惠之操，天夺其命乎?’按：缪公之霸，不过晋文，晋文之谥，美于缪公，天不加晋文以命，独赐缪公以年，是天报误乱也。”《馆阁书目》著《董子》一卷，言与学墨者缠子辩上同，兼爱，上贤，明鬼神非，缠子屈焉。唐代马总《意林》亦有《缠子》一卷。称缠子修墨氏之业以教于世。又《广韵》：“缠”字注：“缠，又姓。《汉书·艺文志》有缠子著书。”孙志祖《读书脞录》曰：“《文选，文赋注》、陶渊明《杂诗》注、《答宾戏注》引《缠子》凡三条。而胡元瑞《经籍会通》云：‘《缠子》《汉志》不载，而《意林》引用二条。皆与董无心论难语。无心，战国人，著书辟墨子，缠子盖战国墨之徒也。’又《广韵》注云‘《汉书·艺文志》有缠子著书，不知所据。”’今考《文选》所引，则缠子著书确然可信。《文选·陶渊明(杂诗)注》“远我达世情”句注引“《缠子》：‘董无心曰：无心，鄙人也。不识世情。”’又班孟坚《答宾戏》“离娄眇目于毫兮”注引“《缠子》：董无心曰：‘离

娄之目，察秋毫之末于百步之外，可谓明矣。”’《文赋》“练世情之常忧，识前修之所淑”句注引“《缠子》：董无心曰：‘罕得事君子，不识世情，尤非也。”’据此则缠子确有著书。又据《拾补》引“邵思《姓解》亦云：《汉书·艺文志》有《缠子》书，与《广韵》同。而《汉志》实无此文。故孙氏曰不知所据。《日本书目》则明著《缠子》一卷，与《意林》所载合。则是书唐时尚存，且流传外洋。”又考，《汉书·艺文志》儒家有“《董子》一篇”，并注：“名无心，难墨子。”“寻佚其佚文，盖董子、缠子相诘难，儒墨二家各著为书，各尊其学。至明代而《缠子》亡，惟存《董子》。见陈第《世善堂书目》。”疑《汉书·艺文志》儒家《董子》后曾注：“省《缠子》，重。”后其文佚失。

《墨子》71篇，《汉书·艺文志》原注：“名翟，宋大夫，在孔子后。” 《汉志》未言墨子里籍，高诱注《吕氏春秋·慎大览》则曰：“墨子名翟，鲁人也。”至童书业以来，当代学者大多数皆从墨子鲁人说。

广泛的学术兴趣和恢宏的精神眼界不仅使墨家学者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拘谨的礼义道德对人的精神束缚。这不仅大大拓宽了人的认知范围，在治学与思维方式上也有了新的突破。墨家不像儒家那样主要以“闻知”、“说知”的认识作内省式的体悟，而且更注重“亲知”。这种亲知的对象不仅指社会政治实践，更是指实际观察、思考研究客观自然。尤其是在后期墨家那里，他们的思维方式已经不再是运用整体的模糊的内省思辨，而是使用了一种实验的、分析的、逻辑的思维方式，这无疑是一种与现代科学相通的科学认知方式。

儒家的伦理道德不仅以思想上的形上体道替代了科学技能认知的形下器物，而且由于明人伦的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这样儒家伦理道德就必然与政治统治术融为一体，使之成为执政者“讨心中贼”的一种工具(“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理，亦可以弗畔矣”)。本来对于“君臣之义”孔盂都曾有过不同的规范要求，然而由于以父子之道推衍出来的君臣之义具有一种先天性的等级差异，于是在坐实为臣之道的同时，规范在上者的道德要求便流于虚化。于是对那些“望之不似人君”的“斗筲之人”，甚至独夫民贼便只剩下了两种不是办法的办法：其一是“诤谏”(后世极端者“死谏’)，其二便只好隐藏：“天下有道则见(现)，无道则隐。”(《论语·泰伯》)“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述而》)。孟子更激进一些，但最多也只能做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然而即使能

大义凛然如此，于“无道”的现实又有何用?更不用说后世的儒者连这种抗议的行动也远远做不出来了。这样在伪道学家们手中，“礼义廉耻”便堕落为一块遮羞布，大批封建官吏更成为

“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妇娼”的“狗稀之徒”!上行下效的结果不仅毒害了一般的士大夫，也使整个中华民族的道德水准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

……

秦彦士，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从事先秦两汉文学及比较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