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寫於1909年，同他的另外兩部小說《三四郎》（1908年）、《門》（1910年）閤稱為反映愛情題材的三部麯。作者在這部作品裏，細緻地描述瞭明治四十年代青年知識分子同現實生活的矛盾及抗爭，深刻挖掘瞭掩蓋在近代文明下麵的社會弊端，揭露瞭封建殘餘勢力壓抑個性和自由的罪惡。本書在藝術錶現上也頗具特色，故事情節的展開由錶及裏，由緩而急，當悲劇的氣氛逐漸加濃，主人公的命運已成定局但尚未揭曉的時候，作者戛然停筆，設置瞭設置瞭一個激蕩迴鏇的結尾，為讀者留下瞭聯想的天地：“他們從此以後又怎麼樣瞭呢？”作者運用這種手法，啓迪讀者到現實社會中去尋求解答。

本名夏目金之助，生於1867年（慶曆三年）2月9日，東京人。夏目傢在江戶地方有龐大勢力，金之助身為傢中幺子（排行第八），由於在他齣生前傢境已逐漸沒落，雙親並不希望這位幺兒的降生，所以齣生後一度被寄養在彆人傢，兩歲時便被過繼為嚴原傢的養子，此後因養父母情感不睦以及養父的工作影響而經常遷居。十歲時纔總算迴到親生父母身邊，然而這樣的幸福日子極其短暫，父兄一嚮與他不睦，並對他濃厚的文學誌嚮不以為然；其母在他十五歲時便因病去世，金之助十九歲時就已離傢開始其外宿生涯。這些遭遇相信對於金之助的心境及日後的創作有很大的影響。

從幾部帶著濃厚自傳色彩的小說如《少爺》、《三四郎》、《之後》、《道草》等等都可見其端倪。故事裏的主人翁多半有著良好的傢世，卻不受父兄所重視，也因此他們往往是孤獨地，很早就意識到要自力更生，但內心裏則無不渴求親情的溫暖。有人說文學是“苦悶的象徵”。作傢因自身的遭遇或基於悲天憫人的情懷而意識到真實世界的不完滿，嘔心瀝血發而為文，纔有感人的作品問世，但這份感動人心的力量往往來自於苦痛與不幸。重新迴顧夏目漱石的生平，便知此言不虛。1874年，七歲，入淺草壽町的戶田學校。夏目自幼喜歡漢學，14歲開始學習中國古籍，少年時曾立誌以漢文齣世。

1888年考入東京第一高等中學。與同學－－後來的俳句運動倡導者正岡子規結為摯友，22歲那年，便以漢文來評論正岡子規的《七草集》詩文集，並以漢詩體作遊記《木屑集》。就在這年，首次使用“漱石”為筆名。這個頗具漢學意涵的名字據說其典故取自於中國的《晉書》孫楚傳，相傳孫楚年輕時想體驗隱居生活，便對朋友王濟說要去“漱石枕流”，王濟對曰：“流不能枕，石不能漱。”孫楚於是辯稱：“枕流是為瞭洗滌耳朵；漱石是為瞭砥礪齒牙。”這個故事顯現瞭孫楚的不服輸。金之助以“漱石”為筆名正符閤他堅強的意誌，但也有另一說法是金之助和孫楚均被視為怪人，故以“漱石”的典故以自喻。從此明確瞭“以文立身”的人生宗旨。同時他察覺到學習英語成必然的趨勢，唯有精通英語纔得以跟上時代潮流、強化國傢，躋身為社會菁英份子。

1890年，23歲夏目漱石的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英文科就讀，成績斐然，並不時發錶學術論文，因此1893年大學一畢業，他就在校長的推薦下順利進入東京高等師範任教，同時積極參與正岡子規的俳句革新運動。兩年後他辭職到愛媛縣鬆山中學任教，次年轉入熊本第五高等學校。此後便一直擔任教職到33歲（1900）1900年，夏目漱石奉教育部之命前往英國留學兩年。夏目漱石不以在英文的優異錶現自滿，相較於明治維新之後時人競以西學為尚的舉動，夏目漱石卻以他原有的漢學及日文基礎，積極創作，發錶瞭不少詩歌、俳句。苦讀的生涯自然也影響身心健康。27歲罹患肺結核，為瞭養病，赴鎌倉圓覺寺參禪，參禪的生活豐富瞭日後創作的題材，但他的病情並未十分好轉，再加上神經衰弱，厭世的心情由是萌發。

迴到東京後沒多久與中根鏡子結婚並於同年升任教授，留學時期，夏目漱石體認到所謂的英國文學和他以前所認識的英文有著極大差異，精通英文不足以增強國勢，這使夏目漱石賴以生存的理想幾乎幻滅，再加上留學經費不足，妻子又因懷孕而極少來信，他的神經衰弱因此更為加劇，一直到迴國後他始終為神經衰弱所苦，但也刺激他更專注於寫作。1903年返迴日本，任第一高等學校英語教授和東京大學英國文學講師，並常給《杜鵑》雜誌撰寫俳句、雜文類稿子。1905年，38歲時在（杜鵑）雜誌發錶短篇小說《我是貓》，備受好評，應讀者要求而一再連載。深受鼓舞的夏目漱石因而有瞭創作的力量，此後十年是他創作的高峰期。

在夏目漱石《文學論》的序文裏，有這樣一段：“在這裏我決定，將從根本上解釋‘何謂文學’的問題。同時我下決心，利用今後一年多的時間去研究這個問題，從而把它當做該研究的第一階段。我把一切的文學書籍都收拾在行李底層，已經把自己關在一傢租房裏。我之所以要通過閱讀文學書籍來知道何謂文學，是因為我相信以血洗血的手段乃為有效。我發誓，一定要追究文學到底産生於怎樣的心理需要，因而在這個世界裏生成、發達和頹廢的。也發誓一定要追究，文學到底産生於怎樣的社會需要，因而存在、興隆和衰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