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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法律出版社

作者:韩延龙编

出品人:

页数:832

译者:

出版时间:1999-10

价格:50.0

装帧:平装

isbn号码:9787503629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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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史论集（第2卷） 之外的法律思想巡礼 一部探索法律观念流变与制度演进的宏大叙事 本书并非对既有法律史著作的简单重复或局部修补，而是一次对人类法律文明图景的全新审视与深入剖析。它将目光投向那些在主流史学叙事中可能被边缘化，却对法律思想的演进产生深远影响的领域，旨在构建一个更为立体、更富张力的法律文明全景图。全书分为五个主要部分，每一部分都聚焦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或理论母题，力求展现法律观念如何在特定社会结构、政治哲学与文化思潮的交织中被塑造、挑战与重塑。 --- 第一部分：古代法律的根基与隐秘的关联 本部分深入考察了古典时期（尤指巴比伦、埃及及早期希腊城邦）法律制度的形成机制，侧重于对“神授律法”与“世俗理性”之间张力的挖掘。 一、美索不达米亚的契约精神与神谕权力的制衡： 我们不再仅仅停留在汉谟拉比法典的条文罗列，而是将其置于当时复杂的经济活动——特别是土地租赁、债务奴役和商业信贷——的语境中进行细致考察。重点研究了法典中隐藏的“公平”概念是如何在神权至上的背景下被协商和实践的。例如，对“失职的牧人”或“损坏的灌溉渠”的处罚，揭示了早期国家对基础设施维护的法律责任的萌芽。我们探讨了苏美尔泥板文书如何反映出一种早期的、非成文的“商业习惯法”，这种习惯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成文法典的解释和应用。 二、希腊的“自然之光”与僭主政治下的法律弹性： 聚焦于雅典民主制度的兴衰及其对法律实践的影响。不同于侧重于梭伦改革的传统视角，本书着重分析了在伯里克利时代晚期，公民大会（Ecclesia）对法律解释权的日益膨胀，如何导致了法律的“政治化”和“情绪化”。我们详细研究了公元前五世纪后半叶，如德谟斯提尼的辩论中，对“不成文法”（agraphoi nomoi）的援引，探讨了这种诉诸道德或自然法的论辩策略，在精英阶层中如何被用以对抗既有的民主判决。这揭示了雅典法律并非一成不变的理性灯塔，而是充满动态张力的政治工具。 三、罗马共和国早期：公民权与“万民法”的前夜： 本部分细致考察了罗马十二表法颁布之前，不同法律传统（如氏族法、部落习惯）如何在一个新兴的城邦中相互作用。尤其关注了早期“诉讼法”（ius actionum）的严格形式主义，以及这种形式主义在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经济纠纷时所展现出的僵硬与适应性之间的矛盾。同时，初步探讨了罗马在与意大利半岛其他民族的交流中，对“外国人”（peregrini）的法律处理方式，为日后“万民法”（ius gentium）的萌芽提供了社会学基础。 --- 第二部分：中世纪法律秩序的碎片化与知识的复兴 本部分将研究的重点从单一的帝国或城邦转向了欧洲广阔领土上多重法律权力中心并存的复杂局面，特别是教会法与世俗法、习惯法与罗马法复兴之间的互动。 一、习惯法的“法律化”进程：从记忆到文本： 在中世纪早期，大量的地区和行业习惯法以口头形式流传。本书收集并分析了若干早期地方性“习惯汇编”（Custumals）的文本，这些汇编往往由地方领主或主教主持编纂。我们关注的是，当习惯被第一次书写下来时，它就失去了原有的灵活性，从而开始“法律化”。这种“法律化”过程如何固化了社会等级制度（如农奴的义务），以及地方势力如何利用文本的模糊性来维护自身利益。 二、教皇权力的扩张与“审判的跨界性”： 深入研究了中世纪盛期，教廷在欧洲世俗事务中日益增长的司法影响力。重点分析了格里高利改革运动如何将教会法（Canon Law）发展成为一套拥有独立理论体系和司法机构的完整法律系统。我们考察了“异端裁判所”的初期运作模式，并非侧重于其后的宗教裁判，而是关注其在程序法上对世俗法庭的挑战——特别是其秘密审讯、无律师辩护以及对忏悔的强调，这些在当时是极为激进的法律程序创新。 三、博洛尼亚学派的“法律文本政治”： 伊尔内里乌斯（Irnerius）及其后的注释法学家（Glossators）对《查士丁尼法典》的解读，并非单纯的学术行为。本部分认为，他们对罗马法的“发现”与“系统化”，本质上是一种对当时“神圣罗马帝国”政治合法性的理论支撑。我们研究了法学家如何通过对特定法条的“扩展解释”（extensio）或“限制解释”（restrictio），为新兴的城市自治权或王权扩张提供法律依据，体现了知识分子在权力真空中的微妙平衡术。 --- 第三部分：现代法律观念的哲学锻造：从自然法到社会契约的断裂 本部分探讨了启蒙运动时期，法律思想如何从形而上的自然法观转向更强调社会构建和国家主权的理论框架。 一、霍布斯与格劳修斯在“自然状态”下的法律差异： 本书细致对比了两位奠基人对前政治状态的描述。霍布斯将自然状态描绘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从而为绝对主权（Leviathan）的必要性奠定法律基础。而格劳修斯（Grotius）则在同一自然状态中，强调了理性存在的社会性，并主张存在一套独立于国家命令的、可被理性发现的“国际法之父”。这种差异不仅是哲学的，更是对十七世纪欧洲宗教战争后，国际关系法律构建的两种不同路径的预示。 二、洛克对“财产”的法律化：从自然权利到制度保障： 洛克的自然法理论是现代私有财产权观念的基石。我们超越了简单的“劳动混合说”，深入分析了洛克如何通过将“生命、自由、财产”并列为不可剥夺的权利，从而在理论上为限制政府权力提供了坚实的法律边界。特别关注了洛克如何论证政府的“信托”性质，以及当政府违反这一信托时，人民拥有“诉诸上天的权利”（Appeal to Heaven）这一激进的、带有法律后果的政治宣示。 三、孟德斯鸠的“法律精神”与地理决定论： 孟德斯鸠的伟大之处在于将法律视为一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本书重点探讨了他提出的“法律精神”（Esprit des lois）概念如何超越了单纯的立法技术，而与气候、经济模式、宗教信仰紧密挂钩。我们分析了这种社会生态学的法律观，如何在当时为君主立宪制的优越性提供论据，以及这种理论的局限性——即在面对快速工业化带来的社会结构剧变时，其解释力开始减弱。 --- 第四部分：十九世纪的法律专业化与学科壁垒 随着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工业革命的深入，法律科学化成为主流。本部分审视了此时期法律学科内部的专业化进程及其对社会公平带来的隐形影响。 一、德国历史法学派的“精神”与国家意志的融合： 萨维尼（Savigny）的历史法学被认为是现代民法体系的理论引擎。本书探讨了其“法律为民族精神的体现”这一论断，是如何被后世解读，以支持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建设目标。我们着重分析了其追溯罗马法“概念”的严谨方法，与当时政治上强调“民族性”和“等级秩序”的思潮如何形成一种微妙的互文关系。 二、功利主义法学在刑法领域的实践与伦理挑战： 边沁（Bentham）的功利主义法学，追求“最大幸福原则”。本书聚焦于它在刑法改革中的应用，特别是对刑罚的“威慑”与“矫正”功能进行了细致的量化分析尝试。然而，我们也批判性地考察了当法律目标完全功利化后，对个人权利的潜在威胁——例如，如何通过精确计算，为某些社会群体设定更高的“犯罪成本”或更严厉的惩罚，以达到整体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三、美国法实证主义的早期萌芽与判例法的“创造性”： 在大陆法系强调法典的完备性时，美国法治传统愈发依赖于法官的判决。本部分分析了美国早期最高法院（如马歇尔大法官时期）如何通过对宪法文本的解释，积极地构建联邦的法律框架。这涉及对“司法审查权”的法律构建过程，以及早期法官如何援引模糊的自然法观念来“发现”宪法中的隐含权利，从而为后来的法律实用主义奠定基础。 --- 第五部分：二十世纪的法律边界的重构与冲突 二十世纪是法律思想面临巨大冲击的时代，战争、极权主义与全球化挑战了所有既有的法律秩序。 一、凯尔森的“纯粹法学”与规范层级的秩序构建： 凯尔森（Kelsen）试图将法律从一切社会、政治、伦理价值中“纯化”。本书不再关注其理论的抽象性，而是分析其“纯粹法”理论如何被用来建构战后新生的民主国家的宪法秩序，特别是其“基本规范”（Grundnorm）概念在合法性危机中的功能。我们考察了当国家权力源头遭受质疑时，该理论如何提供一种“形式上的”法律连续性。 二、哈特的“法律规则”与“承认规则”：对奥斯汀的超越： 哈特（Hart）的法律分析着重于区分“主要规则”（规定行为义务）和“次要规则”（赋予权力，特别是承认规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将“承认规则”置于国际法和跨国法律实践的背景下考察——一个国家如何“承认”另一国家的国内法效力，或者如何“承认”某项国际条约的法律地位，这体现了法律体系边界的动态协商。 三、法律现实主义对既有法律文本的“去神圣化”： 美国法律现实主义（Legal Realism）将焦点从法律条文转向了法官的真实决策过程。本部分通过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具体案例的研究，揭示了法官在面对极端经济压力时，如何利用法律解释的自由裁量权，来“创造”符合社会需求的规则，而非仅仅“发现”既有的规则。这暴露了法律的社会功能性与形式逻辑之间的永恒张力。 通过上述五个维度的深入探索，本书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广阔的、非线性的法律史视野，理解法律并非是孤立的规则体系，而是人类社会、政治和哲学思想不断交锋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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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法律史论集》（第2卷）读完后，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它像是一幅徐徐展开的宏大历史画卷，将我们带回了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作者的笔触细腻而又充满了洞察力，他不仅仅是在罗列枯燥的法律条文和历史事件，更是在挖掘其背后的社会结构、思想变迁以及权力运作的深层逻辑。我尤其欣赏他对几个关键历史节点的剖析，那种抽丝剥茧、层层递进的论证方式，让人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地进行深度思考。比如，他对某个特定时期法律思想演变的梳理，清晰地展示了从神权到理性，再到现代法治理念的艰难过渡，其中的转折点和关键人物的抉择，都展现出极高的学术水准。这本书的深度和广度，远超我原本的预期，它不仅仅是法律研究者的宝典，对于任何对人类文明发展脉络感兴趣的读者来说，都具有极强的吸引力。那种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提炼出核心观点，并用如此清晰、富有逻辑性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能力，令人叹服。我几乎能感受到作者在每一个论断背后所付出的巨大心血和严谨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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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我期待了很久这套书的第二卷，而它完全没有辜负我的期望，甚至可以说，它在某些方面超越了我对它的想象。这本书的突破性在于它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法律制度史梳理，而是大胆地引入了社会学、人类学以及比较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法律的演进。这种跨学科的融合，使得对法律本质的探讨更加立体和深刻。例如，书中对某些边缘群体在法律面前地位变迁的探讨，视角独特且充满人文关怀，揭示了法律文本背后往往被忽略的权力不对等性。我感觉作者像是一位拿着放大镜的考古学家，不仅挖掘出了法律的“骨架”，还细致描绘了其“血肉”——那些与普通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实践细节。这种处理方式，让法律史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宏大叙事，而是与鲜活的人间烟火紧密相连。读完后，我对法律与社会关系的理解维度得到了极大的拓展，感觉自己对“正义”的理解也更具弹性与复杂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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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装帧和排版都体现了出版方对学术著作的尊重，但真正让我爱不释手的，还是其内在的文字魅力。不同于一些历史著作的板着面孔，《法律史论集》（第2卷）在行文过程中偶尔流露出一种古典的韵味和对历史人物的同情理解，使得阅读过程充满了情感的共鸣。比如，作者对某位古代法学家的生平描述，虽然简短，却勾勒出一个在时代洪流中坚守信念的知识分子形象，读来令人动容。这种历史叙事的温度感，是冷冰冰的资料汇编所无法比拟的。它让人在学习法律知识的同时，也完成了一次对历史人性的深刻体察。每次合上书本，我都会花很长时间在脑海中回味那些精妙的论述和生动的场景再现。这本书不仅是工具书，更是一部能够引发读者对时间、对制度、对人类智慧产生敬畏之心的佳作，强烈推荐给所有希望从历史中汲取智慧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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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这本《法律史论集》（第2卷），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种扑面而来的学术气息，但绝非晦涩难懂的学院派腔调。相反，作者的叙事节奏掌控得非常好，他懂得如何在严谨的学术框架内，融入引人入胜的历史细节。我特别喜欢他处理案例和判例的方式，不是简单地引用，而是将其置于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中进行活化处理，让那些尘封已久、看似冰冷的文本重新焕发出生命力。例如，书中对某个古代契约法的分析，通过对具体纠纷的还原，让我深刻理解了古人对“公平”和“契约精神”的朴素认知与现代观念的差异。这种“情境化”的解读，极大地降低了阅读门槛，让非专业人士也能领略到法律史研究的魅力所在。整本书的结构安排也十分精妙，章节之间的过渡自然流畅，仿佛在聆听一位经验丰富的历史教授，将复杂纷繁的史料，提炼成逻辑清晰、层次分明的精彩讲座。阅读体验极其流畅，我很少需要反复查阅参考资料，因为作者的解释已经足够详尽和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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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资深法律爱好者来说，寻找一本既有扎实史料支撑，又兼具独特见解的著作是相当不易的。这《法律史论集》（第2卷）无疑做到了。它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对既有学术成果的继承和总结，更在于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挑战性的新命题。作者对于“法律连续性与断裂性”的辩证分析尤其发人深省。他没有简单地采取全盘否定或盲目崇拜的态度，而是审慎地评估了历史遗产在现代社会中的适用性和局限性。书中对某个特定法系的衰落与复兴的讨论，我认为达到了极高的学术水准，其论据的充分性和逻辑推导的严密性，足以让任何持异议的学者都必须正视其观点。我尤其赞赏作者在结论部分展现出的那种谦逊而坚定的科学态度，既不夸大自己的发现，也不回避现有研究的不足。这本书读下来，最大的感受是思维上的碰撞和拓展，它提供的不是标准答案，而是一系列高质量的、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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