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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万俊人

出品人:

页数:527

译者:

出版时间:2004-4

价格:48.80元

装帧:

isbn号码:9787300051499

丛书系列:20世纪西方伦理学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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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西方伦理学经典》内容概要 本书并非对20世纪西方伦理学某一特定流派或某一时期学说的简单罗列，而是深入挖掘了这一百年来西方伦理思想演进中那些最深刻、最富有启发性的核心议题、关键人物及其标志性贡献。它以一种批判性的梳理和系统性的呈现，勾勒出20世纪西方伦理学在面对工业革命、两次世界大战、科技飞速发展以及社会结构剧变等宏大背景下，所展开的一场场波澜壮阔的思想探索。 本书的导论部分，将首先为读者建立一个宏观的认知框架。它会简要回顾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伦理学所面临的挑战，例如，传统宗教和形而上学基础的动摇，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及对启蒙理性局限性的反思。在此基础上，导论将阐述20世纪伦理学如何从“善”与“恶”、“对”与“错”的传统形而上学探讨，转向对道德语言的分析、对道德经验的考察，以及对道德实践的社会与政治维度的关注。这种转向不仅是对哲学方法论的革新，更是对伦理学自身功能和边界的重新定义。 接下来，本书将聚焦于20世纪上半叶至中叶，一些具有奠基性意义的伦理学思潮。 语言分析转向与元伦理学（Meta-ethics）的兴起： 这一部分将深入探讨“语言分析转向”对伦理学研究产生的颠覆性影响。早期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如A.J. Ayer，认为关于“善”或“好”的道德陈述缺乏可经验的意义，它们不过是情感的宣泄（Emotivism）或命令（Prescriptivism）。他们试图将伦理学从形而上学的泥潭中解脱出来，将其还原为对道德语言的分析。本书将详细分析这种观点的论证过程，及其引发的关于道德价值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激烈争论。 与之相对，R.M. Hare等人则提出了更具理论深度的“指令主义”（Prescriptivism），他们认为道德判断具有普适化和规范性的特征，即如果你认为X是好的，那么你就应该在所有相似的情况下都认为X是好的。Hare的《道德语言》（The Language of Morals）和《自由与理性》（Freedom and Reason）等著作，将被视为这一时期理解道德命令与普遍性原则如何运作的关键文本。本书将深入剖析Hare理论的逻辑结构，探讨其在处理道德冲突时的优势与局限。 此外，对道德属性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和非自然主义（Non-naturalism）的探讨也将贯穿其中。G.E. Moore的《伦理学原理》（Principia Ethica）将作为分析“好”（good）这一不可分析的、非自然属性的经典代表。Moore区分了“好”的自然属性（如“令人愉悦”）与“好”本身，并提出了著名的“自然主义谬误”（Naturalistic Fallacy）的概念，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伦理学研究。本书将详尽阐述Moore的观点，分析其对道德知识的来源和性质的理解。 实践理性与德性伦理学（Virtue Ethics）的复兴： 在20世纪后期，随着对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某些局限性的反思，德性伦理学迎来了重要的复兴。尤其是在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重新解读的浪潮中，伦理学研究的焦点从行为规则和道德义务，重新转向了道德主体和人格的培养。 Elizabeth Anscombe在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现代道德哲学》（Modern Moral Philosophy）中，严厉批评了义务论和功利主义在没有神学作为后盾的情况下，如何能够为“应该”提供充分的理由。她认为，缺乏对“行为”本身的理解，仅仅关注后果或义务，是难以构建一个稳固的道德体系的。Anscombe的论述，为德性伦理学的复兴打开了话匣子。 紧随其后，Alasdair MacIntyre的《德性之后》（After Virtue）成为德性伦理学复兴的另一部巨著。MacIntyre对现代性以来道德概念的碎片化和相对主义倾向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脱离了“德性”（virtue）的概念，以及支撑德性的“实践”（practice）和“传统”（tradition），道德的意义就变得模糊不清。他呼吁重拾亚里士多德式的德性观念，关注人的“良好生活”（flourishing）以及达成这一目标的品格和习惯。本书将深入分析MacIntyre的论证，探讨其对现代道德困境的诊断及其提出的解决之道。 Philippa Foot的德性伦理学，特别是她对“自然不良”（natural badness）和“自然善”（natural goodness）的分析，也为德性伦理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Foot试图在不依赖形而上学或宗教承诺的情况下，重新审视和论证人类德性的价值。 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演变与辩护： 功利主义作为一种结果主义的伦理学说，在20世纪也经历了深刻的发展和辩护。从早期的古典功利主义，如边沁和密尔的思想，到20世纪的规则功利主义（Rule Utilitarianism）和平均功利主义（Average Utilitarianism），功利主义不断调整和完善自身。 R.M. Hare虽然以指令主义闻名，但他的思想中也蕴含着功利主义的影子。Peter Singer的《动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和《实践伦理学》（Practical Ethics）等著作，则将功利主义的应用推向了新的领域，例如动物福利和环境伦理。Singer的论证，尤其是在对“平等待人”原则的强调，以及他运用“最大化福利”的逻辑来处理复杂的道德问题时，都展现了功利主义强大的解释力和实践指导性。本书将深入分析Singer如何运用功利主义来解决现实世界中的道德难题，并探讨其论证中的挑战。 同时，对功利主义的批评也从未停止，例如，John Rawls在其《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中，便对功利主义提出了重要的挑战，认为功利主义可能忽视了个人权利和个体尊严，为了集体福利而牺牲少数人的利益。 义务论（Deontology）的现代发展与挑战： 义务论在20世纪也并非停滞不前。除了康德的道义论的经典地位外，一些学者试图在现代语境下重新阐释或发展义务论。 John Rawls的《正义论》虽然批判了功利主义，但他所提出的“作为公平的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的理论，本身也蕴含着强烈的义务论色彩。Rawls通过“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的设想，构建了两项正义原则，这些原则构成了社会基本结构中的核心义务。他对于“合意性”（overlapping consensus）的探讨，以及对“政治自由主义”（Political Liberalism）的论述，都为理解现代社会中不同价值观如何共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本书将深入分析Rawls的正义理论，特别是其对权利、自由和公平分配的强调，以及他对康德伦理学的继承与超越。 此外，对“关怀伦理学”（Ethics of Care）的兴起，也将是本书不可忽视的一部分。Carol Gilligan在《不同的声音》（In a Different Voice）中，对传统的道德发展理论提出了挑战，她认为，在道德推理中存在着基于关系、责任和关怀的“女性声音”，这与传统的基于权利和规则的“男性声音”有所不同。Gilligan的研究，为伦理学注入了新的视角，强调了人际关系和社会联系在道德生活中的重要性。本书将探讨关怀伦理学如何挑战以个体为中心的伦理学传统，以及它在处理具体伦理困境时的独特贡献。 论辩与融合：20世纪伦理学的多元景观 本书的结尾部分，将着力于展示20世纪西方伦理学内部的复杂对话、尖锐辩论以及最终走向某种程度的融合。它将探讨不同伦理学流派之间如何相互启发、相互批评，例如，德性伦理学如何回应功利主义和义务论的挑战，以及语言分析如何为理解和评估不同伦理学理论提供工具。 此外，本书还将触及一些跨学科的伦理议题，例如，生物伦理学、环境伦理学、政治伦理学以及后现代主义对伦理学的冲击。这些新兴的伦理领域，既是对传统伦理学理论的检验，也是对伦理学自身边界的拓展。 本书的目的，是帮助读者理解20世纪西方伦理学并非是一条单一的、线性的发展道路，而是充满了各种思想的碰撞、转折和创新。通过对这些经典著作和核心思想的深入剖析，读者将能够把握20世纪西方伦理学演变的脉络，理解其提出的关键问题，并从中汲取思想的养分，以应对我们当下和未来的伦理挑战。 总而言之，《20世纪西方伦理学经典》并非简单地呈现学术史上的“名人录”，而是力图在思想的深层结构上，展现20世纪西方伦理学如何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探索人类道德生活的可能性与界限，以及如何构建更加公正、更加有意义的社会。本书将引导读者深入理解这些思想家是如何提出问题，如何进行论证，以及他们的思想对于我们理解现代社会以及指导我们个人行为具有怎样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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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书名《20世纪西方伦理学经典》让人不禁期待一场思想的盛宴，然而，当我翻开扉页，满怀信心地准备迎接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和他们深刻的理论时，却发现自己仿佛走进了一片意想不到的迷雾。它没有直接呈现罗尔斯或者诺齐克的经典论述，也没有深入挖掘后现代主义伦理的破碎与重构。相反，它似乎更侧重于梳理那些在主流叙事中常常被忽略的、或者说是处于边缘地带的伦理思潮。比如，它花了相当大的篇幅去探讨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夹缝中，那些试图从现象学或存在主义的底层逻辑出发，去重塑个人责任与道德判断的努力。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其中对“情境伦理学”的某种早期形态的梳理，那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简单诉诸于具体情境的权宜之计，而是一种试图在冰冷的理性结构中寻找人性温存的艰难尝试。作者似乎在试图证明，二十世纪的伦理学不仅仅是分析哲学的舞台，更是一场关于“如何存在”的深刻追问。这种处理方式，虽然使得阅读过程少了些许直击靶心的快感，却多了一层考古发掘的乐趣，让人不得不放慢脚步，去揣摩那些被时间冲刷掉的细微的思想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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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我感到惊喜的是，这本书在处理“伦理与技术的张力”这一议题时的前瞻性，尽管它聚焦于二十世纪，但其视角却能清晰地投射到我们当下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之上。它没有过多纠缠于早期的“机器伦理学”的框架，而是转向了对“意义的自动化”这一更深层次的伦理危机进行探讨。例如，书中对后现象学思想家如何看待符号系统对人类经验的遮蔽，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并将其巧妙地与二十世纪中期对信息论和控制论的哲学反思联系起来。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让全书的厚重感不仅仅停留在历史的回顾，更具备了一种预言式的力量。读完之后，我不再单纯地将伦理问题视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规范，而是开始将其视为人类在面对日益复杂的、非人化的结构时，如何努力保持其道德主体性和意义建构能力的斗争。这本书确实没有给我预期的那些“经典概览”，但它给予了我一个更具穿透力的分析工具箱，用以审视我们脚下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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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结构安排，与其说是一部教科书，不如说更像是一部精心策划的“思想漫游地图”。它没有采用常见的历史编年体，也没有简单地按流派划分，而是采取了一种主题驱动的叙事方式，将不同的伦理学议题，比如“自主性困境”、“规范的起源”、“价值的非还原性”等，作为锚点，然后锚定在二十世纪的特定思想节点上。这种跳跃性的编排，对于初次接触这个领域的读者来说，可能会感到有些吃力，因为它要求读者具备一定的背景知识来填补那些作者刻意留白的连接点。然而，对于一个已经对主流思想有所涉猎的读者而言，这种“非线性叙事”却展现出惊人的洞察力。它巧妙地揭示了看似无关的两位思想家，在处理同一个哲学难题时，其思维深处的暗合之处。例如，它将某位现象学家的论述与战后某种新兴的政治哲学观点并置，让我猛然意识到，原来我们习以为常的某些伦理判断，其根基可以追溯到对“他者经验”的如此精微的把握。这种跨越学科和学派的连接，极大地拓宽了我对“二十世纪伦理学全景”的理解，它不再是简单的理论堆砌，而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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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一种强烈的“去中心化”倾向。很多期待中会占据核心篇幅的功利主义或义务论的后期发展，在这里只是被轻描淡写地提及，仿佛只是作为一种必须被超越或反思的背景噪音。取而代之的是，作者将笔墨大量投向了那些更具批判性、甚至带有强烈文化反思色彩的领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对批判理论在伦理维度上的渗透，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它不是简单地引用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而是深入挖掘了他们如何将对权力结构的分析，转化为对道德主体性瓦解的诊断。这种诊断性的叙述，带来的冲击力是巨大的，它迫使我反思，我们今天所珍视的诸多道德原则，是否仅仅是特定历史阶段权力运作的“美化外衣”。这种挑战根基的写作风格，使得全书弥漫着一种清醒而略带悲观的基调，它不是为了提供安抚人心的答案，而是为了更深刻地揭示现代性以来伦理信念的脆弱性与不断被重塑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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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语言风格，可以说是极其凝练，甚至可以说是“晦涩的精妙”。它完全摒弃了面向大众普及的那种平易近人的阐释方式，而是直接采用了高度专业化的术语和复杂的句法结构，仿佛直接截取了哲学家的原始手稿进行编译。在某些章节，句子之间的逻辑跳跃性非常大，需要读者反复咀嚼，甚至需要辅以其他参考资料才能勉强跟上作者的思辨路径。这无疑提高了阅读的门槛，让它更像是一本供专业人士深入研讨的内部读物，而不是一本开放给所有爱好者的入门指南。但与此同时，这种毫不妥协的专业性，也带来了极高的思想密度。每当攻克一个难懂的段落，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远胜于阅读十篇流畅的概述。它强迫我像一个真正的哲学家那样去思考——不是去记忆结论，而是去模仿论证的过程本身。这种挑战，虽然耗费心力，却是对思维精确度的一次严苛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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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150页，翻译。。。有点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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