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羅馬共和國是一個建立在奴隸主占有奴隸並剝削奴隸的經濟基礎之上的國傢。奴隸的勞動造成瞭羅馬的繁榮、富庶、強盛和輝煌的文化。但是，隨著奴隸製經濟的發展，奴隸們反抗剝削者的階級鬥爭也一天比一天尖銳，因而不斷地削弱瞭羅馬統治階級的力量。公元前七四年，爆發瞭斯巴達卡斯所領導的奴隸大起義，這次起義延續瞭很長的時間，震撼瞭羅馬全國，使羅馬奴隸社會的經濟發生嚴重的危機，加速動搖瞭奴隸主的共和政體。為瞭加強對奴隸的統治，羅馬不得不過渡到軍事獨載的形式，由共和政體轉變為帝製。但是，奴隸主們雖然改變瞭和加強瞭統治機構，卻未能撤底挽救社會經濟中的深刻危機。奴隸運動仍然繼續不斷地發生，奴隸製生産關係逐漸解體，帝國內部力量因為階級鬥爭的復雜化和尖銳化而日益薄弱，對外的聲威也一天不如一天。萊因、多瑙河外的”蠻族”日耳曼人逐漸成為帝國最大的威脅，終至顛復瞭它。

羅馬偉大的史學傢和文學傢塔西佗·科納留·（或蓋攸斯）普布留（Tacitus Cornelius Publins〈或Gaius〉）正生活在羅馬帝國盛極而衰的這段時期中。關於他個人的曆史，我們所知者甚少。除瞭從他自己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一些綫索而外，隻有他的朋友小普林尼（Plinius the Younger）的十一封信劄是唯一可供參考的文獻。因此，我們對於他的生平，不甚瞭然，僅能作齣一點簡單的報導。

塔西佗的傢業和齣生地點已經無法確知瞭。他大約齣生在一個高貴的舊貴族傢庭裏。他的父親曾在高盧做官，地位頗高。他生於公元五五年以前不久，死於一一七年至一二○年之間；他的一生經曆瞭皇帝尼羅、加爾巴、維泰利阿斯、魏斯巴興、狄度斯、多米先、納爾瓦和圖拉真諾朝。

他在少年時代，曾就學於當時著名的修辭學傢匡體良（Quinti-lian），後來又從阿樸爾（Aper）和塞孔都斯（Secundus）學法律。他成為一個有名的辯護師。公元七七至七八年之間，他和執政官阿古利可拉的女兒結瞭婚。阿古利可拉是當時軍政界的要人。塔西佗可能一方麵由於自己在法庭上的聲譽，一方麵由於結瞭這門好親戚，所以便在魏斯巴興朝開始廁身政界。公元七九年至八一年左右，他曾任財務使之職，八八年升任大法官。八九至九三年之間，離開羅馬，大約在外省做官。所以當他嶽父阿古利可拉逝世的時候，他和他的妻子都不在死者身邊。在這段時期內，他可能遊曆過羅馬帝國北部邊境一帶，他對於日耳曼人的知識大約就是在這時得來的。公元九七年，他迴到羅馬，任執政官。在一一二至一一六年之間，他曾齣任亞細亞行省總督。他的仕宦生涯，大抵如此。其他情形，我們都無從知道瞭。

雖然我們對於塔西佗一生的事跡知道得不多，但我們對於他的政治見解和曆史觀點卻可以從他的作品中得到一般的認識。塔西佗在政治上顯然是傾嚮於共和派的，他對於帝製具有強烈的反感。一方麵，可能由於他齣身於舊貴族傢庭的緣故，他對於舊的奴隸主貴族共和政體錶現齣無限的留戀和嚮往。舊貴族在共和政體下所享受的“自由”，在帝國時期無疑地要受到相當的限製。塔西佗在他的作品中頌贊著往日的“自由”，而對於帝國時期的專製則深惡痛絕，他對大多數的皇帝，連奧古斯都在內，都沒有好感，他尤其痛恨皇帝手下那些趁炎附勢、諂害旁人的“告密者”。他本人並沒有見到共和時期，但在他那個時代，共和派和帝製派的人物之間的鬥爭還很激烈，塔西佗對共和派深錶同情，他經常提到那些被皇帝殺害和放逐的共和派人。雖然塔西佗在這方麵可能受他的階級本能影響，但是，他揭露瞭許多統治者的殘暴、荒淫、醜惡和愚笨。被當時大多數政客崇奉為神聖的、英雄的皇帝們，在塔西佗的筆下成瞭微不足道的人物。他對於帝國時期統治者的猙獰麵目以及政治上的種種黑暗麵所作的無情的揭露，使我們對當時的情況具有較深刻的認識。

另一方麵，如前所述，塔西佗所生活的時代正是羅馬國傢由盛而衰的一個時代，當時，在羅馬帝國的政治、軍事、文化、社會生活各個方麵鬱錶現齣衰落的現象。塔西佗雖然不能理解到這種衰落現象的社會背景，但他卻受到這種現象的強烈刺激。在他的作品裏，對於羅馬帝國時期國力的衰微、官吏的貪汙暴虐、軍事的失利、軍隊紀律的鬆弛、學術空氣的不自由、演說術的低落、統治階級生活的腐化墮落、被壓迫民族的痛苦等等都作瞭詳盡的報導。我們不敢說塔西佗在他的著作中完聖沒有報導失實的地方，但是，他的寫作基本上是現實主義的，他從來不打算掩飾羅馬帝國在各方麵的矛盾和黑暗，而是勇敢地去揭露它們。因此，他的作品能夠真實地反映齣奴隸製帝國在走嚮崩潰的初期中的種種癥狀，而使我們在研究這一個時期的曆史時有瞭寶貴的事實材料。

塔西佗在羅馬的法庭上是一個口若懸河、滔滔不絕的演說傢，而他在古羅馬的文壇上更是一員健將。他的作品中充滿瞭他自己的感情，即使在描寫與自己完全無關的事物時，也滲入有他的感情在內。他的說服力很強，但這並不是理智上的說服力，而是感情上的說服力。他從來不用說教的方式勸人們相信他的敘述，而是用他自己真摯的、強烈的愛惜來引起讀者們的同情和信任。他的描寫生動、幽默。他對於人物性格的分析比較深刻，對於政治生活的理解比較透闢，齣語警策，發人深思。我們常說，歐洲近代文藝受古典文藝的影響很大，那麼，在塔西佗身上是可以找得到這種傳統精神的綫索的。我們在讀他的作品時，很容易有這樣的感覺：他仿佛盡量想錶現他是站在他所描寫的對象之外的，但他卻總是和他所描寫的對象溶閤在一起。這也許正是他成功的地方。

塔西佗也可以說是一位不很幸運的作者。他的作品在當時並沒有得到很高的聲譽；在中世紀，他簡直被遺忘瞭。直到文藝復興時代，意大利的文學大師薄伽丘（Boccaccio）得到瞭一部分塔西佗的殘稿而予以推崇以後，塔西佗的名字纔引起人們的注意。但到瞭今天，當我們屈指數一數羅馬最有名的史學傢或文學傢時，是絕對忘不瞭塔西佗的。

塔西佗的著作流傳至今者共有五部，現在按照他寫作時間的先後列舉如下：

1.“阿古利可拉傳”（Agricola）

2.“日耳曼尼亞誌”（De Germania）

3.“演說傢對話錄”（Dialogus de Oratoribus）

4.“羅馬史”（Historiae）

5.“羅馬帝國編年史”（Annales）

其中之“阿古利可拉傳”和“日耳曼尼亞誌”將留在後麵再談，現在先把他的其他三部作品作一點簡單的介紹。

“演說傢對話錄”大約是塔西佗在公元一○二年左右寫成的。這是他早期的一部作品，也是他唯一模仿西塞羅文體的一部作品——後來他便改變瞭這種文風，因此，“演說傢對話錄”和他其他的作品在筆調上是不相似的。這部書談論的是羅馬演說術衰落的原因。他通過書中人物——詩人馬特爾努斯（Curiatias Maternus）、辯護師阿樸爾（Marcus Aper）、史學傢塞孔都斯（Julius Secundus）和貴族梅薩拉（Vipstanus Messalla）——的談話來討論演說術的重要性、當時演說術和前代演說術的差異、怎樣教育青年人學演說術和修辭學等問題，而最主要的是研討當時演說術遠不如前代之盛的原因。按照作者的看法，羅馬帝國時期演說術衰落的原因是由於社會生活的改變。因為在共和國時期，生活豐富多采，政治上有激烈的竟逐，所以演說爭辯之風纔能盛行。到瞭帝國時期以後，天下定於一尊，生活安靜、平闆，演說之術自然也就無用武之地瞭。

“羅馬史”約在公元一○五至一○九年之間問世。小普林尼曾參加這部作品的寫作，他不僅替塔西佗搜集一些資料，而且還對該書個彆部分作過修訂。這部書所敘述的時代，包括瞭加爾巴至多米先諸朝，上起公元六九年，下迄九六年。全書共十二捲，但現在隻剩下殘本，即原書最前四捲及第五捲之一部分。所以我們所見到的史料隻到魏斯巴興朝早年為止。

“羅馬帝國編年史”的寫作時間較“羅馬史”為晚，但大約在“羅馬史”還沒有寫完的時候，即已動手寫“羅馬帝國編年史”瞭。這部書是在公元一一六年左右完成的。它所包括的內容是從提庇留即位到尼羅之死的一段曆史。據說他寫這部書是有誌於繼承李維的巨著的。現在這部書也已經殘缺不全瞭。我們所有的是第一至第四捲和第五、第六兩捲的殘篇（所敘述的均係提庇留朝之事）以及第十一至第十五捲和第十六捲的殘篇，（所敘述的為剋勞迭和尼羅朝之事）。

“阿吉利可拉傳”大約是在公元九八年左右問世的。這是塔西佗替他的嶽父阿古利可拉所寫的一部傳記。阿古利可拉是完成並鞏固羅馬在不列顛的統治的人物，他的一生事跡和不列顛的關係至為密切，所以塔西佗這部傳記中有絕大部份篇幅是用來敘述不列顛的情形的。這不僅是一本傳記，也是我們研究古代不列顛的一部文獻，雖然其中的記載並不很完備和完全可靠，但究竟是有價值的。

“阿古利可拉傳”全書共分四十六節，大約可以分成五個部分。最前麵三節算是短短的序言，塔西佗在這裏發抒瞭他對當時羅馬政治和社會風氣的一些憤激之辭。第四至第九節是敘述阿古利可拉的傢世、少年生活和他在齣任不列顛總督以前的一段仕宦生涯——其中包括他兩度在不列顛軍隊中服役的經曆。第十至第十七節是對不列顛的地理狀況和居民所作的一般描述以及對羅馬人經營不列顛的簡史所作的報導。第十八至第三十八節是用來紀載阿古利可拉在任不列顛總督時的政績和軍功的，這一部份占全書的一半左右，也就是全書的重點。第三十九節到最後是敘述阿古利可拉迴到羅馬以後怎樣用容忍、謙退的態度來避免多米先的嫉害、他的死亡以及塔西佗對他所作的誅辭。

關於塔西佗寫“阿古利可拉傳”的動機，存在著三種說法。第一種說法認為塔西佗這部傳記是他在阿古利可拉安葬的時候所作的演說辭。按照古代羅馬的風俗，在舉行葬禮時經常是有人發錶演說的。但根據“阿古利可拉傳”寫成的時間看來，距離阿古利可拉逝世的時間太久，所以這種說法的可能性不大。第二種說法認為塔西佗寫這本書是替他的嶽父作辯護的。因為在多米先暴君之朝，許多正直的人都遭到殘害，而阿古利可拉終於默然壽終正寢，當時人可能對他不無微辭，認為他是一個較圓滑、軟弱的人物。所以塔西佗寫這本傳記來袒護他，在傳記中再三強調阿古利可拉和多米先之間的不和協。第三種說法則認為塔西佗寫這部傳記是在寫大部頭的史書以前的“試筆”。第二種說法和第三種說法是可以共存的。至於我個人的看法，我覺得與其去費力追究塔西佗寫作的動機，倒不如多花些時間去玩味他的作品。

“阿古利可拉傳”雖然有一定的史料價值，但作為一種史科來看，這部書並不是很成功的。塔西佗對於地理和軍事常識頗為貧乏。他關於不列顛的地理位置描寫得不很正確，關於氣候和物産的紀載有些滑稽可笑，而他所引證的地名大多無從查考。他所記敘的戰役也有一些失實。但是，這部傳記很好地反映瞭羅馬人對於不列顛人的殘暴統治和羅馬官場中的一些黑暗麵貌，它能使我們對奴隸製帝國的精神得到較深刻的體會。這種價值是並不在史料價值之下的。

從文學上來看，“阿古利可拉傳”是一部很成功的作品。有些外國學者認為這部作品不是一部好的傳記文學，因為作者沒有把全書的精神集中在主角身上。我們覺得這種看法未免有些迂腐和不公允。因為人們是從作品本身的內容來看它的價值，而不是從固定的體裁觀念來衡量一部作品。塔西佗在這部傳記裏突齣地描寫瞭阿古利可拉一生中最重要的事跡，他對這位主角的性格和作風的刻畫也很生動。作者的目的是在於頌揚阿古利可拉，他的這一個目的也得到瞭絕大的成功。

第一至第三節、第三十至第三十二節以及第四十六節是寫得最精彩動人的。我們尤其喜歡第三十至第三十二節中不列顛酋長卡爾加可士的誓師辭，這段演說也許是塔西佗社撰齣來的，但它卻真正說齣瞭不列顛人心裏的話，它激昂慷慨、痛快淋灕，使人讀到這裏不能不深深感動。

“日耳曼尼亞誌”大約也是在公元九八年寫成的，這是“阿古利可拉傅”的一個姊妹篇。這篇作品詳細地報導瞭羅馬時代日耳曼尼亞以及住在日耳曼尼亞的各個部落的情況。它可能是最早一部全麵紀載古代日耳曼人的文獻，因為硃利烏斯·凱撒的“高盧戰記”隻是零星地談到瞭一些日耳曼人的情況而已。

“日耳曼尼亞諾”也分為四十六節。我們大約可以把它分為兩部分：自第一節至第二十七節是概括性的描述：自第二十八節至最後是分彆記敘各個不同的部落的情況。

“日耳曼尼亞諾”在文學上的價值是比不上“阿古利可拉傅”的，至少我認為是如此。這部作品中的敘述比較平易，沒有許多令人激動的地方，這可能是受到題材的限製。但是，讀起來還是感到很優雅、清新、幽默，有力量。

這一著作的史學價值卻是很高的。雖然塔西佗對於日耳曼尼亞的地理狀況、階於日耳曼人的生活狀況也不免有些不甚瞭然的地方，但大體上是報導得很正確的。我們在研究日耳曼人的曆史、研究德國古代史的時候，決不可能不首先提到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亞誌”。其中關於日耳曼人各個部落的分布、風俗習慣、宗教信仰以及整個日耳曼人的經濟生活、政治組織和社會生活等的材料都是極可珍貴的。外國的史學傢們在研究、整理、考訂、注釋這部作品方麵花費瞭許多時間，也得齣瞭不少的成績。盡管後代的學者們發現瞭若乾塔西佗所不曾知道的事情和糾正瞭塔西佗的若乾錯誤，但是，塔西佗的原著始終是這些工作的主要版本。恩格斯在“傢庭、私有製和國傢的起源”中曾引證瞭“日耳曼尼亞諾”的材料，而他在另一篇經典著作“論古代日耳曼人的曆史”（中譯文見“史學譯叢”一九五五年第二期）①中更詳細地引述瞭塔西佗的紀載，這都是我們在研究“日耳曼尼亞誌”的時候應該閱讀的。

① 又見恩格斯：《論日耳曼人的古代曆史》，載《馬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捲，第478頁。——編者

無論是有關不列顛人的“阿古利可拉傳”也好，無論是有關日耳曼人的“日耳曼尼亞誌”也好，塔西佗常常脫離瞭羅馬人的立場來描寫那些和羅馬人敵對的異族的。因此，這兩部作品不僅都敘述瞭那些社會發展較落後的部落與奴隸製社會發展到高度的羅馬之間的關係，而且也都錶現齣塔西佗本人對於落後與先進的文化，新生與腐朽的力量的看法。

有人認為塔西佗反對社會嚮前發展，這是不正確的。塔西佗在這兩部作品中都很明顯地指齣瞭不列顛人和日耳曼人在物質文明和社會組織上遠遠趕不上羅馬人的地方（雖然他對那些落後的現象帶有嘲笑的口吻，然而指齣這些現象總是對的）。塔西佗並沒有同情於那些落後的東西。不過，塔西佗卻同時也指齣瞭那些部落中的生氣勃勃的力量，指齣瞭他們富於鬥爭的精神，指齣瞭他們的自由、純潔、樸實；他把這些拿來和羅馬社會的墮落、腐化、淫蕩、不自由、虛僞等等作瞭鮮明的對比。他諷刺、指責羅馬人的地方遠較他諷刺、指責敵人的地方為多。一方麵，他承認羅馬人的發展比不列顛人和日耳曼人進步；另一方麵，他揭露齣羅馬奴隸製文明的缺點和醜惡：這並沒有矛盾之處。

塔西佗不是一個狹隘的沙文主義者，他站在比較公正的立場來對待羅馬同其他民族的關係。他尖銳地攻訐羅馬統治者對於那些部落所施的殘暴行為，也揭露齣羅馬統治者的挑撥離間和籠絡軟化敵人的卑鄙手段。他同情受侵略、受迫害的人民，他指齣不列顛人和日耳曼人不能團結一緻是他們遭受奴役的主要原因。他甚至替他們策劃反對羅馬殘暴統治者的方案，替他們發泄被奴役的人民心中的憤怒和悲痛。這正是塔西佗偉大和可愛的地方。

譯者

一九五七年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