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格爾茨這本開拓性的著作，美國社會學協會１９７４年索羅金奬獲奬作品，有助於為整個一代人類學傢界定其領域的終極目的。 ——《齣版傢周刊》

前 言

當一位人類學傢在殷切的齣版商的催促下，著手收集他的某些論文，以便對他自離開研究生院後十五年中的工作作一個迴顧性的展示時，麵臨著兩個睏難的抉擇：收集哪些論文以及如何以誠實的態度來對待收集進來的論文。我們所有這些為社會科學雜誌寫文章的人都有一本自己想像中的非書之書（ｎｏｎｂｏｏｋ），而越來越多的人也正在把它們齣版齣來。我們所有的人都設想過去自己寫的東西現在會寫得更好，而且準備好瞭要自己修改而決不讓編輯改動。想要從自己的行文中發現精巧的構思可能會同想在自己的生活中有所發現一樣讓人失望；事後（ｐｏｓｔ ｆａｃｔｏ）編一個進去——“這就是我過去想要說的意思”——是一種強烈的誘惑。

麵對第一個抉擇，我決定隻收入那些與文化概念有直接而明顯關係的論文。事實上，這些論文的大多數不是理論探求而是經驗研究，因為當我離社會生活的直接體驗太遠時，我就會感到不舒服。但是所有的論文基本上都是通過一個又一個的實例，來提齣一個獨特的——彆人也許會認為是奇怪的觀點來闡明什麼是文化，它在社會生活中扮演瞭什麼角色，以及應該如何恰當地研究它。雖然重新定義文化是我作為人類學傢最持久的興趣，但是我也在經濟發展、社會組織、比較史學和文化生態學領域裏做瞭一些拓展——為瞭避免離題太遠，本書就沒有反映這些關注。因而，我希望，這一組論文看起來就像是一篇通過一係列具體分析而得來的論文，不要僅僅是一種“爾後我寫道……”這樣的對有些漂泊的職業生涯的迴顧。這本書要進行論證。

第二個抉擇不大容易處理。一般來說，我對發錶過的文章采取一種ｓｔａｒｅ ｄｅｃｉｓｉｓ（維持原樣）的態度，即使僅僅是因為如果這些論文需要很大的修改，那就完全不應該重印它們，而應代之以能糾正錯誤的全新論文，也應這麼做。況且，把改變瞭的觀點寫進早先的著作中來糾正自己的錯誤判斷，在我看來不太光明磊落。這樣做會模糊瞭選編自己的論文時首先想揭示的思想發展進程。

不過，即便如此，雖然爭論的實質不受嚴重影響，但要是對原文一字不改，傳達的就是過時的信息或因與現在已淡化的一係列事件聯係過於緊密而削弱瞭現在還有效的討論，在這種情況下，似乎還是有正當理由，迴過頭去做一些校訂。

在後麵選收的論文中，有兩處與我上麵的考慮有關，因而我就對原來寫的東西做瞭些修改。第一處是第二編中的兩篇關於文化與生物進化的論文，原文給齣的化石年代已被確切地替代瞭。這些年代，一般說是嚮前推瞭，這一變化基本上未觸動我的核心論證，我認為引入比較新的測算沒有壞處。在考古學已經發現四百萬或五百萬年前的化石後，再說南方古猿（Ａｕｓｔｒａｌｏｐｉｔｈｅｃｉｎｅｓ ）可以追溯至一百萬年前就沒有多少意思瞭。第二處與第四編第十章《整閤式革命》有關，自這篇論文在本世紀六十年代寫作以來，新國傢曆史的潮流——如果它應該這麼稱呼的話——已使其中的一些內容讀起來很古怪。既然納賽爾已經去世，巴基斯坦已經分裂，尼日利亞已經非封建化，共産黨已從印度尼西亞的政治舞颱上消失，如果寫得仿佛這些事件沒有發生過似的，會給討論帶來不真實的感覺，而且即使現在不是尼赫魯而是尼赫魯的女兒在領導印度，馬來亞共和國已經擴大為馬來西亞聯邦，這個討論我認為還有意義的。因此我在這篇論文中做瞭兩類修改。第一，我變換瞭時態，引入瞭從句，添加瞭一兩處腳注等等，從而在使論文的正文讀起來不太像過去的十年沒有齣現過一樣。但是我沒有為瞭增強論證而改變任何實質性的東西。第二，我給每一個曆史實例都增加瞭一段內容，概括自這篇論文寫作以來與之有關的發展——而且清楚地與實例正文分開，以此來明確指齣，假如有任何事件發生，它的發展顯示齣在這篇論文中以早先的事件為根據的討論仍然與剔除過時事件（ Ｒｉｐ Ｖａｎ Ｗｉｎｋｌｅ）的影響有關。除瞭一些印刷和語法上的小更正（以及為索引風格一緻所做的修改），本書的其他內容基本上沒變。

不過，我增加瞭新的一章，即第一章，盡可能概括地錶明我現在采取的立場。因為各章討論的觀點跨越十五個年頭，在引論性的第一章中討論某些事情的方式的確與齣現在重印的某些其他章中的方式有些不同。我早先的一些關注——比如功能主義——現在在我的思想裏已不太突齣；而一些後來的關注——比如符號學——現在更突齣瞭。但在我看來，這些論文中的思想走嚮是相對連貫的——它們的排列是按邏輯順序而非年月順序，而第一章代錶的是一種努力，要更清楚、更係統地說明這一思想走嚮是什麼：總之，努力說齣我一直在說的東西。

我刪掉瞭論文中原有的所有緻謝，那些幫助過我的人知道他們幫助過我，並且也知道給我的幫助有多麼大。我隻能希望他們至今還知道我也知道這些幫助。而我不再忙亂地提及他們，代之以對三個齣色的學術機構的真誠的感謝：哈佛大學社會關係係，我在那裏受過訓練；芝加哥大學人類學係，我在那裏教瞭十年書；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我現在在那裏工作。在美國大學係統被抨擊為不閤潮流或日益惡化的時刻，我隻能說，它 一直是一份拯救我的禮物。

(剋利福德·格爾茨 一九七三年於普林斯頓)

剋利福德·格爾茨（１９２６—），美國文化人類學傢、修辭傢、符號人類學和釋義人類學倡導者，普斯頓大學高等研究院教授。其符號人類學認為，文化是“使用各種符號來錶達的一套世代相傳的概念，人們憑藉這些符號可以交流、延續並發展他們有關生活的知識和對待生活的態度”,因而也是可以解釋的文本，而人類學傢的任務就是對每一種文化的各種指導性符號進行解釋以達到能被理解的目的。格爾茨的文章側重修辭，富有特色，常以比喻例證以闡其說，很少齣之以平鋪直敘。作為一位雄辯的理論傢，格爾茨以其《文化的解釋》、《爪哇的宗教》、《地方性知識》等著述影響瞭人類學界內外的眾多學者，被譽為二十世紀一位“具原創力和刺激力的文化人類學傢，也是緻力於復興文化象徵體係研究的知識運動的前沿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