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与儒家思想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6

简体网页||繁体网页

☆☆☆☆☆

出版者:北京出版社

作者:杨向奎

出品人:

页数:276

译者:

出版时间:2011-6

价格:28.00元

装帧:平装

isbn号码:9787200086966

丛书系列:大家小书

图书标签:

• 思想史
• 杨向奎
• 历史
• 经学
• 政治
• 国学
• 文化
• 公羊
• 大一统
• 儒家思想
• 政治哲学
• 传统思想
• 思想史
• 文化认同
• 统一观念
• 伦理道德
• 治国理念
• 历史发展

目录 第一部分：导论与背景 1.1 研究的缘起与问题意识 1.2 传统“大一统”观念的溯源 1.3 儒家思想在古代中国的核心地位 1.4 本书研究的范围与方法 第二部分：先秦时期：观念的萌芽与奠基 2.1 周代“天命观”与早期政治整合 2.2 儒家对早期政治伦理的构建 2.2.1 仁、义、礼在政治秩序中的作用 2.2.2 德治与王道：早期“大一统”的理想模型 2.3 道家与法家对统一的别样诠释（对比分析） 2.4 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对国家统一的争论 第三部分：秦汉：帝制确立与儒学的主导化 3.1 秦的统一与中央集权制的初步构建 3.2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必然性 3.3 董仲舒的新儒学与“天人感应”的政治化 3.3.1 君权神授的理论基础 3.3.2 维护中央集权的伦理架构 3.4 儒家“大一统”观念在国家制度中的体现 3.4.1 选官制度（察举制）的伦理导向 3.4.2 礼乐制度在维护帝国稳定中的功能 第四部分：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的理论张力 4.1 门阀士族与儒家“贤能”选拔的冲突 4.2 佛教与道教的兴起对传统政治哲学的挑战 4.3 儒学在“夷夏之防”中的角色 4.4 南北朝时期对“正统”与“统一”的反复论述 第五部分：隋唐：帝国盛世下的儒学重塑 5.1 隋唐盛世对“大一统”的新实践 5.2 科举制度的完善与儒家知识分子的上升通道 5.3 政治理想与现实政治的调适：三教并行下的儒家地位 5.4 唐代儒学的发展：韩愈的复古运动 第六部分：宋明理学：对“天理”与“人道”的深化 6.1 宋代理学的兴起及其对宇宙论的构建 6.2 程朱理学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强调与政治伦理的关联 6.3 强调个体道德修养与家国一体的逻辑 6.4 陆王心学的“致良知”对政治权威的内省要求 6.5 理学如何解释“天下之大”与“人伦之序” 第七部分：元明清：帝国晚期的修正与僵化 7.1 元代统治者的文化策略：儒学与异族统治的结合 7.2 明代中后期的思想钳制与八股取士的制度化 7.3 清代考据学：回归经典与对“异端”思想的回防 7.4 儒家思想在应对内部危机（如农民起义）与外部挑战时的表现 第八部分：结论与反思 8.1 儒家思想对中国“大一统”模式的塑造力回顾 8.2 “大一统”观念中内在的保守性与进步性张力 8.3 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性反思与当代价值探寻 导论：国家形态、文化内核与历史建构 1.1 研究的缘起与问题意识 中国历史的宏大叙事中，“统一”是一个反复出现的核心母题，其意义远超地理版图的完整性，它内含着一套复杂的政治哲学、社会伦理以及文化认同体系。本研究旨在深入剖析支撑这一历史结构——即“大一统”观念——的理论基石，并着重考察儒家思想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我们首先面对的问题是：中国古代的政治整合，究竟是纯粹的军事征服与权力垄断的结果，还是建立在深厚的、被广泛接受的文化与伦理共识之上？如果后者成立，那么这种共识是如何被构建、固化，并随着历史进程不断被诠释和修正的？ 本研究并非简单地梳理儒家学说的演变，而是聚焦于一个特定的历史功能：儒家思想如何提供了一套具有合法性、连续性和排他性的理论框架，用以论证并维护一个广袤疆域内，由单一政治中心所领导的政治实体。我们关注的并非儒家关于修身、齐家等个人道德的论述，而是其如何被提升至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成为维系帝国秩序的“天道”与“人伦”的统一体。 1.2 传统“大一统”观念的溯源 “大一统”并非一个自古即有的固定术语，其观念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对“天下”的想象。西周的封建体系虽然具有地方分权的色彩，但其“天子”对四方的宗主权已隐约包含了政治整合的胚芽。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兼并，战争频繁，对统一的渴望成为知识分子探讨的中心议题。这一时期的“一”是亟待实现的政治目标。 然而，真正赋予“一”以深刻哲学内涵的，是儒家对“德治”和“王道”的阐发。他们将统一视为自然秩序的体现，而非仅仅是武力强加的结果。这种观念的成熟，标志着从经验性的政治统一走向具有形上学基础的“天下共主”理想。 1.3 儒家思想在古代中国的核心地位 自汉代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便被制度化，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骨架。它提供的不仅仅是一套治国方略，更是一套关于“人何以为人”、“国何以为国”的解释体系。这种解释体系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强大的融合性与包容性：它既能解释朝代的兴衰更替（天命转移），又能为既有的权力结构提供伦理上的正当性（君臣、父子之义）。 本研究关注儒家学说中哪些核心概念（如“礼制”、“名分”、“天人合一”的政治引申）被直接挪用，用以服务于中央集权国家的需要，从而超越了其原本的社会教化功能，上升为政治合法性的核心支柱。 1.4 本书研究的范围与方法 本书的研究时段，涵盖了从先秦思想的源头奠基，到秦汉帝制的确立，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张力，隋唐的制度化高峰，直至宋明理学对内涵的深化，直至清代面对近代冲击的理论反应。 我们主要采用历史制度分析法与思想史考察法相结合的研究路径。历史制度分析旨在考察儒家观念如何转化为具体的政治制度（如选官制度、礼仪规范），从而固化统一政体；思想史考察则侧重于对经典文本中关键术语（如“礼”、“仁”、“理”）的政治维度进行爬梳与辨析，以追踪其内涵的漂移与转化。本书致力于揭示儒家思想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对“大一统”这一政治实践的支撑、辩护、修正与局限。 第二部分：先秦时期：观念的萌芽与奠基 2.1 周代“天命观”与早期政治整合 周朝建立后，为了合理化对商朝的取代，提出“天命靡常”的理论。这标志着中国早期政治合法性来源的第一次重大转向——从血缘神授转向德行匹配。天命观的引入，为后世的政治统一奠定了基础：一个政权必须得到“天”的认可，而这种认可的标准，就是统治者的“德”。这种德行标准，虽然在周初带有浓厚的宗法色彩，却为儒家日后将政治合法性建立在伦理基础之上提供了现成的理论模型。 2.2 儒家对早期政治伦理的构建 孔子所处的春秋乱世，是“礼崩乐坏”的时代，也是对“秩序重建”呼声最高的时代。儒家思想的全部努力，就是要在道德领域重建周代的秩序感。 2.2.1 仁、义、礼在政治秩序中的作用 “仁”作为儒家思想的最高范畴，在政治实践中被理解为一种推己及人的爱。在对“天下”的构想中，仁爱精神必须由天子辐射至所有臣民，这构成了政治伦理的向心力。而“礼”，则是仁的外在形式和具体规范，它规定了等级、次序和行为准则，是维护社会结构稳定的硬性框架。没有礼的规范，仁将流于空泛；没有仁的支撑，礼则沦为僵硬的仪式。儒家通过将仁与礼结合，构建了一套既有内在道德约束，又有外在制度约束的政治伦理体系。 2.2.2 德治与王道：早期“大一统”的理想模型 儒家反对霸道，提倡王道。王道的核心在于“德治”，即通过君主的道德感召力来治理国家。这种德治理念，在理想层面指向一个“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和谐世界，这便是“大一统”的道德理想态。在先秦的语境下，王道之下的统一，意味着文化认同（礼乐教化）的实现，而非单纯的军事占领。它预设了一个“天下共主”可以以德服人，使得四方归心。 2.3 道家与法家对统一的别样诠释（对比分析） 先秦时期对统一的探讨并非儒家独占。道家主张“无为而治”，认为最好的政治状态是“小国寡民”，这与儒家的积极入世、强调层级治理的“大一统”理念形成了鲜明对比。道家对统一的潜在态度是消极的或顺应自然的，缺乏主动建构政治统一体的热情。 法家则将统一视为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并通过“耕战”、“法治”等手段强力推进。法家追求的统一是强力下的功能性统一，它在政治实践中为秦朝的统一提供了最直接的技术支持，但在伦理和文化层面上，它与儒家所追求的“由内而外”的文化认同存在根本矛盾。 2.4 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对国家统一的争论 战国时代的兼并战争，使得“统一”从一个抽象概念，变成一个迫在眉睫的政治任务。诸子百家围绕如何实现“天下归仁”或“天下归一”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儒家坚持通过文化和伦理的辐射力来最终实现统一，这种缓慢而深刻的渗透，是其区别于其他流派的关键所在。先秦的争论，实际上是在为秦汉之后“以儒治国”的统一模式，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和伦理上的预设。 第三部分：秦汉：帝制确立与儒学的主导化 3.1 秦的统一与中央集权制的初步构建 秦的统一是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地理和政权的统一，它创建了郡县制、书同文、车同轨等一系列制度，奠定了中国中央集权帝国的基本形态。然而，秦朝的统治是基于法家思想的，其特征是严酷、直接的权力控制。这种模式虽然高效，却缺乏稳定的伦理基础，无法在文化上“收服人心”，最终导致其迅速覆灭。秦的失败，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深刻教训：纯粹的武力和法制不足以支撑一个广袤帝国的长久统治。 3.2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必然性 汉朝继承了秦朝的制度框架，但深知仅凭法术难以长治久安。在吸取了秦亡的教训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将儒学确立为官方正统意识形态。这一举措的必然性在于：只有儒家思想提供的伦理纲常和德治理念，才能为秦朝遗留下来的、庞大的中央集权官僚体系提供道德上的正当性与文化上的凝聚力。它将冰冷的国家机器，包裹在“仁义礼智信”的温情外衣之下。 3.3 董仲舒的新儒学与“天人感应”的政治化 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学，是对早期思想的一次重大实用主义转化。他吸收了阴阳五行学说，构建了“天人感应”的理论。 3.3.1 君权神授的理论基础 “天人感应”的核心论点是：天道运行与人间政治是相互感应的。君主是“天之子”，代表天来治理万民。如果君主失德，天降灾异（如地震、洪水），便是对君主的警告。这套理论极大地提升了君主的地位，使其权威具有了超验性。同时，它也为皇帝的统治提供了自我约束的机制（尽管实践中往往被架空），增强了帝制的文化合法性。 3.3.2 维护中央集权的伦理架构 儒家原有的“孝悌”观念被提升至“忠君”的高度。父慈子孝的伦理模型，被直接套用到君臣关系之上——君如父，臣如子。这使得臣子对君主的服从，不再仅仅是政治义务，而上升为一种不可违抗的道德律令。通过这种方式，儒家思想直接服务于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割据（尤其是在郡县制推行初期）的政治目标。 3.4 儒家“大一统”观念在国家制度中的体现 3.4.1 选官制度（察举制）的伦理导向 汉代的察举制，旨在选拔“孝廉”之士进入官僚系统。这确保了进入国家管理阶层的官员，首先是儒家伦理的模范践行者。它保证了官僚集团在思想上对“大一统”正统性的认同，并在地方上推行教化，以儒家之“礼”来巩固中央之“法”。 3.4.2 礼乐制度在维护帝国稳定中的功能 汉代对礼制的大力提倡，旨在通过外在仪式的规范性，强化等级秩序，消除战国遗留的社会混乱。礼乐不仅是朝廷的仪式，也是地方教化的工具，它通过对社会生活各层面的渗透，将政治上的统一转化为文化上的认同，使得“天下”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在仪式中得到定期的确认与重申。 第四部分：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的理论张力 4.1 门阀士族与儒家“贤能”选拔的冲突 魏晋时期，政权更迭频繁，中央权威衰弱，士族门阀兴起。九品中正制的实行，使得官职的授予逐渐依附于家族的声望而非个人的德行与才能。这直接挑战了儒家所主张的“唯才是举”和“德治”理想。 在分裂的背景下，儒家关于“大一统”的理想（要求一个超越地域和血缘的共同政治体）与士族追求的“维护家族利益”的现实需求产生了尖锐的冲突。儒学此时在政治实践中的有效性被削弱，其核心的统一性诉求在地方割据势力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4.2 佛教与道教的兴起对传统政治哲学的挑战 在帝国秩序摇摇欲坠之时，原本居于次要地位的佛教和道教获得了广阔的生存空间。 佛教提供了一种超越现世政治苦难的解脱之道，其“出世”哲学直接与儒家“积极入世”、“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观相对立。道教则在民间传播中带有反抗色彩。这两种外来或本土的宗教，分流了知识分子对国家政治的关注，使得儒家对“大一统”的绝对垄断地位受到侵蚀。 4.3 儒学在“夷夏之防”中的角色 在南北朝的民族融合背景下，儒家思想承担起了文化护卫者的角色。“夷夏之防”成为知识分子维护身份认同的重要议题。儒家文化体系，尤其是其强调的“礼仪”、“衣冠”，被视为区分“华夏”与“夷狄”的标志。在这一时期，儒家对“大一统”的论述，更多地转化为对文化正统性的坚持，强调统一必须是以汉文化为核心的政治整合。 4.4 南北朝时期对“正统”与“统一”的反复论述 南北朝时期，各政权纷纷争夺“正统”地位。南朝的士人，以儒家经典为工具，论证其继承正统的合法性；而北朝统治者（如北魏孝文帝），则通过采纳儒家制度和文化（如改汉姓、穿汉服），来“儒化”自身，从而在道义上争取被纳入“大一统”的历史脉络中。这表明，即使在分裂时期，“大一统”的历史叙事框架依然具有强大的号召力，是各方势力寻求合法性的终极目标。 第五部分：隋唐：帝国盛世下的儒学重塑 5.1 隋唐盛世对“大一统”的新实践 隋唐两代的统一与强盛，是对“大一统”模式的成功实践。不同于汉代的单一文化整合，唐代展现了更强的开放性与包容性。隋唐通过大规模的制度重建（如三省六部制、完善的运河系统），将庞大的疆域和多元的民族有效地纳入到一个高效的行政体系中。 5.2 科举制度的完善与儒家知识分子的上升通道 隋朝创立并经唐朝完善的科举制度，是儒家思想服务于国家统一的最具革命性的制度体现。它打破了魏晋以来士族对官位的垄断，使得来自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知识分子，得以通过对儒家经典的掌握进入统治阶层。 科举制确保了： 1. 人才的持续供给：为庞大的帝国提供了稳定的人力资源。 2. 思想的一致性：考试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确保了代代相传的官员阶层在政治哲学上继承了“大一统”的正统性。 5.3 政治理想与现实政治的调适：三教并行下的儒家地位 唐代社会是三教（儒、释、道）并存的繁荣局面。在国家意识形态层面，儒家依然是最高的政治哲学，负责维护社会秩序和中央集权；佛教和道教则更多地承担了精神慰藉和民间教化的职能。儒家通过在国家制度中的核心地位，巧妙地调适了其“入世”的政治理想与多元宗教并存的现实需求，确保了其在政治权威构建中的不可替代性。 5.4 唐代儒学的发展：韩愈的复古运动 唐代中后期，面对佛教的强大影响，韩愈发起了儒学复兴运动，强调“道统”与“教化”的纯洁性。韩愈对“怪力乱神”的排斥，本质上是对儒家政治理性与道德权威的捍卫。他试图重新巩固儒学作为唯一正统的地位，以应对任何可能动摇中央集权伦理基础的思想动摇。 第六部分：宋明理学：对“天理”与“人道”的深化 6.1 宋代理学的兴起及其对宇宙论的构建 宋代理学的兴起，标志着儒家思想进入了一个更注重哲学思辨和宇宙论构建的阶段。面对佛教的哲学挑战，理学试图建立一套更完备的本体论，以证明“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也是政治秩序的终极依据。 6.2 程朱理学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强调与政治伦理的关联 程朱理学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其政治意涵是深刻的。这里的“天理”，不仅是宇宙的客观规律，更是最高的道德法则与政治规范。要求官员和百姓“灭人欲”，实际上要求个体必须完全服从于群体、服从于等级制度所体现的“天理”——即君主的统治和既定的社会秩序。这从哲学层面为绝对的服从提供了依据。 6.3 强调个体道德修养与家国一体的逻辑 理学强调“格物致知”，修养的终点是达到“圣人”境界。通过对个体道德修养的极致追求，理学将“修身”与“治国”之间的距离拉得极近。家国同构的观念被进一步强化：一个人对家庭的孝悌之责，是其履行对君主之忠的起点与缩影。这种由内而外的伦理推演，使得“大一统”的政治结构被视为自然伦理的必然延伸。 6.4 陆王心学的“致良知”对政治权威的内省要求 陆九渊和王阳明的“心学”将关注点从外在的“理”转向内在的“心”。“致良知”强调人皆有天赋的道德判断力。这似乎是对僵化伦理的一种反拨，但在政治层面上，它要求统治者和官员必须进行深刻的内省，确保自己的行为是符合其本心的“良知”的。在维护统一体的语境下，心学可以被解读为要求统治者必须是道德上的典范，否则其统治将失去“心性”的支撑。 6.5 理学如何解释“天下之大”与“人伦之序” 理学提供了一套将宏大宇宙（天理）与具体人事（人伦）统一起来的理论。在理学的框架下，天下之大并不意味着混乱，而是因为“理”渗透在一切事物之中。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人们，因为共有一个“心性”和共同遵循“天理”，所以可以被整合在一个统一的政治秩序之下。这种哲学上的统一性，为宋代中央集权的巩固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 第七部分：元明清：帝国晚期的修正与僵化 7.1 元代统治者的文化策略：儒学与异族统治的结合 元朝的建立，是“大一统”模式面临的又一次文化挑战。元朝统治者采取了有限的儒学利用策略，主要将其视为维护官僚体系、管理汉地、稳定赋税的工具。他们对儒家关于“德治”和“内省”的过于深入的探讨保持警惕，更看重其关于等级秩序和中央集权的部分。儒学在元代的主导地位有所下降，但其作为维系底层治理的必要性得到了保留。 7.2 明代中后期的思想钳制与八股取士的制度化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大力推行程朱理学，并以八股文的形式将儒学内容僵化。八股取士的弊端在于，它使得知识分子的精力主要用于在固定的格式内对儒家经典进行繁琐的阐释，而大大削弱了儒学原有的批判精神和对现实政治的能动性。 在制度层面，儒家的“大一统”诉求被简化为对皇权的绝对效忠和对既定教条的精准复述。这使得儒家思想在维护稳定方面效果卓著，却也导致了理论的停滞和对社会变革的迟钝反应。 7.3 清代考据学：回归经典与对“异端”思想的回防 清初，知识分子在“文字狱”的阴影下，转向对经典的严谨考据。考据学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明代八股僵化的一种反动，它回归了对儒家文本的“实学”探究。然而，在政治高压下，这种学问的重心在于确定经典文本的准确性与历史脉络的可靠性，其政治功能是为“大一统”的历史延续性提供无可辩驳的文献依据，同时小心翼翼地避开任何可能被视为“异端”或“反抗”的论述。 7.4 儒家思想在应对内部危机（如农民起义）与外部挑战时的表现 在明清之际，面对内部的社会矛盾激化，儒家伦理体系在解释贫富差距、统治腐败时显得力不从心。其强调的“君臣父子”纲常，更倾向于维护既有秩序，对解决结构性问题无能为力。 到了清末，当面对西方列强的冲击时，儒家思想作为“大一统”的文化内核，展现出强大的排外倾向。保守派将西方的挑战视为对“天道人伦”的侵犯，用儒家伦理来构建抵御外侮的精神防线，但这种固守也阻碍了对“大一统”国家形态进行根本性现代转型的尝试。 第八部分：结论与反思 8.1 儒家思想对中国“大一统”模式的塑造力回顾 回顾历史，儒家思想并非“大一统”的制造者（政治统一由秦完成），但它是“大一统”模式的最关键的形塑者和永恒的维护者。它通过将政治权威与伦理道德深度绑定，提供了帝国得以持续运转的文化燃料和人力资源基础。从先秦的理想构建到汉代的制度确立，再到宋明的哲学深化，儒学成功地将一个庞大的地理实体，转化成一个具有共同文化心理和等级认同的“天下”。 8.2 “大一统”观念中内在的保守性与进步性张力 儒家思想对统一的坚持，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它终结了战国长期的分裂割据，促成了多民族地区的文化融合与经济联系，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提供了保障。 然而，其内在的保守性也十分显著：它强调绝对的等级秩序、对既有权威的顺从，以及对文化纯粹性的执着。这种保守性使得“大一统”的框架倾向于拒绝结构性的变革，并在面对内在危机或外部新挑战时，表现出理论上的僵化和行动上的迟缓。 8.3 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性反思与当代价值探寻 本书的研究表明，古代的“大一统”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非民主、强集权的政治哲学基础之上的。在现代国家建设的语境下，我们必须审慎辨析：哪些是服务于古代帝国稳定、具有历史局限性的概念（如绝对的君权神授、僵化的等级制度），哪些则是可以被剥离出来，重新用于构建现代社会凝聚力的普世价值（如对社会责任的强调、对教育的重视）。对儒家思想在“大一统”历史中的作用进行清晰的界定与批判性继承，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基因的必要前提。

评分☆☆☆☆☆

评分☆☆☆☆☆

评分☆☆☆☆☆

评分☆☆☆☆☆

评分☆☆☆☆☆

评分☆☆☆☆☆

这本书的叙事节奏把握得恰到好处，读起来有一种行云流水般的顺畅感，但绝非肤浅的科普读物。作者展现了扎实的史料功底，将儒家思想的发展脉络与历代王朝的兴衰紧密结合，让理论不再是孤立的空中楼阁。我个人对书中关于法家与儒家思想在治理国家层面上的张力描述印象深刻。那种你来我往的辩论和最终的融合，简直就是一出精彩的智力大戏。它不是简单地罗列观点，而是展示了思想是如何在实践中被塑造、被修正的。特别是对于汉代“独尊儒术”后，儒家如何从一种学说演变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过程的描写，细致入微，令人信服。我感觉自己仿佛跟随作者的思路，亲身经历了那个思想从萌芽到成熟，再到定型的漫长过程。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理解中国两千年政治稳定性的底层逻辑的钥匙，对于任何想要深入了解中国政治文化基因的人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好书。

评分☆☆☆☆☆

这本书最让我感到惊喜的是它对思想“实用性”的探讨。它没有将儒家思想束之高阁，而是深入挖掘了其在不同历史时期如何被“挪用”和“改造”以服务于现实的政治需求。这种对意识形态动态变化的剖析，非常具有现实意义。作者对于“天下为公”等核心概念在不同解释者手中如何产生微妙偏离的论述，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分析。我仿佛能看到，思想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可塑性，以及它如何与权力结构进行博弈。书中的结论部分，对现代社会如何应对传统思想遗产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思考，虽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但提出的问题本身就极具价值。总体而言，这是一部兼具深度、广度和温度的佳作，它不仅是对历史的梳理，更是一次关于文明内核的深度探访。阅读体验非常充实，读完之后，感觉对我们立身处世的文化土壤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评分☆☆☆☆☆

《大一统与儒家思想》这本书，光是书名就透着一股浓厚的历史厚重感，让人忍不住想一探究竟。我刚拿到手时，就被它精美的装帧吸引了，那种沉稳的色调和古典的字体，仿佛让人回到了那个思想碰撞的年代。这本书没有那种晦涩难懂的学术腔调，作者的笔触非常细腻，他似乎能将抽象的哲学概念，通过生动的历史叙事娓娓道来。读起来你会发现，那些看似遥远的古代思想，其实和我们当下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书中对于“仁”与“礼”的深入剖析，让我对中国传统伦理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我尤其欣赏作者在探讨“大一统”概念时的那种平衡感，既没有一味地歌颂，也没有过度地批判，而是以一种客观又富有洞察力的视角去审视历史的选择和必然性。阅读的过程中，我时常会停下来，反复咀嚼那些富有哲理性的段落，思考着儒家思想在不同历史阶段是如何演变和适应的。这本书无疑为我打开了一扇观察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与社会结构的重要窗口，让我对中华文明的核心精神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评分☆☆☆☆☆

这本书的结构设计堪称一绝，它巧妙地将历史的纵深感与思想的横向比较融为一体。我发现作者在论证过程中，非常善于运用对比的手法，比如将儒家思想与同时期其他东亚文化圈的思潮进行参照，这极大地拓宽了我的视野。它不再局限于我们通常理解的“中国视角”，而是将儒家思想放置在一个更广阔的文明对话背景下进行审视。其中关于儒家伦理如何影响到东亚社会结构，特别是家庭与社会关系的构建这一点，分析得极其精辟。我一直对现代社会中人际关系的疏离感有所困惑，阅读这本书后，对于理解这种深刻的文化根源有了一种新的视角。作者的文字有一种沉稳的力量，不激进，不煽情，只是平静地展示事实和逻辑链条，但正是这种平静，反而更有说服力，让人感到一种智识上的满足和宁静。

评分☆☆☆☆☆

坦白说，我一开始有些担心内容会过于学术化，毕竟涉及到“大一统”这种宏大命题，很容易写成枯燥的论文集。然而，这本书的作者显然深谙如何与普通读者沟通的艺术。他使用了一种非常富有画面感的语言来描绘历史场景，比如对孔子周游列国时所见所感的刻画，就显得尤为生动。更难得的是，书中对儒家思想内部不同流派之间的细微差别也有着精妙的区分，没有把儒家描绘成一个铁板一块的整体。我特别喜欢作者对个体在“大一统”背景下的命运的关注，这使得冰冷的历史叙事增添了人性的温度。它让我反思，在追求宏大叙事和集体认同的同时，如何平衡个体的价值和自由。这本书的行文风格非常平易近民，即便是对古代哲学不太熟悉的读者，也能轻松地跟上作者的思路，并从中汲取知识和乐趣。读完后，你不会觉得知识堆砌，而是收获了一种更具穿透力的历史洞察力。

评分☆☆☆☆☆

论证不尽严密，头绪不明 但功力深厚，令人崇敬

评分☆☆☆☆☆

这套书里比较学术的一本，不大适合大众阅读，过于注重考据了，而且重点放在了普通大众不大熟悉的公羊学。

评分☆☆☆☆☆

本书把大一统看作是公羊学的核心，依此形成一部公羊学思想史。80年代成此书，或有时代原因。最有趣的的仍是他多次表达过的主张，譬如主张周礼公羊荀子皆属齐学等等。

评分☆☆☆☆☆

杨向奎先生这一小书，总结了儒家大一统思想在历史中的发展与流变，极为重视大一统在政治文化方面的重要意义，并以此来说明华夏文化的文明主体性。在论述“大一统”思想的同时，作者为了分析这些儒家学者的学术特质，其实也会夹杂一些其他方面的学术思想，而非一直专注于大一统的解释。就文体而言，本书还是论述多于论证，大部分观点其实没有给分析（当然也有可能在当时是不言自明的）。本书也并非公羊学著作，故而作者主要从政治层面在考察大一统思想的发展演变，至康有为有社会性质层面的讨论，但对于《公羊传》以及公羊经师的一些义理解释就未能深入，“大一统”思想的本体论层面、即万物聚散于《春秋》的层面犹有缺陷。另一方面，作者对何休以及清代公羊学者似乎有带贬义，反而偏爱变法维新的康有为，可能也是时代因素的体现吧。

评分☆☆☆☆☆

“齐学”论颇有启发，宋代公羊一段别开生面，此小书并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