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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国外语言学的新天地 引言 八十年代，对于国外语言学而言，无疑是一个充满变革与活力的十年。在前苏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逐渐消退，乔姆斯基形式主义语法理论席卷全球的背景下，语言学研究不再局限于对语言结构的纯粹形式分析，而是开始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领域。语言的意义、功能、语境、使用以及认知过程，都成为了新的研究焦点。这股新思潮不仅极大地丰富了语言学的理论版图，也催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研究方向和方法论。本文将深入探讨八十年代国外语言学所涌现出的几个关键新天地，它们如何颠覆了传统的语言学认知，又为后来的语言学研究奠定了怎样的基石。 一、 语用学：从“说什么”到“怎么说”和“为什么说” 如果说乔姆斯基将语言学研究引向了对“语言能力”（competence）的深入挖掘，那么八十年代的语用学研究则将焦点转移到了“语言运用”（performance）的复杂现实。语用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八十年代迎来了其发展的黄金时期，其研究范畴远超传统的句子层面，深入到话语、语境以及社会文化因素对语言意义的影响。 1. 会话含义理论的发展与深化： 格莱斯（H.P. Grice）的“合作原则”和“会话含义”理论在八十年代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深入的研究。学者们开始更加细致地分析在日常交流中，人们是如何通过遵循或违反合作原则来传递信息、表达意图的。例如，人们如何在“无意”中通过言外之意来传达更深层的信息，或者如何通过“违反”常规来达到强调、幽默、讽刺等效果。这催生了对“语气”、“隐含意义”、“间接言语行为”等概念的深入探讨。学者们开始构建更精细的模型来解释，听者是如何根据上下文、说话人的意图以及已有的知识来推断出言外之意的。 2. 言语行为理论的拓展： 奥斯汀（J.L. Austin）和塞尔（John 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在八十年代继续发展，将研究的重点从“陈述性”语句扩展到各种“施为性”语句。人们不再仅仅是“说”出话语，更是在“做”事情。例如，“我保证”不仅仅是一个陈述，更是一种承诺的行为。“我命令你”则是一种权力行使的行为。八十年代的研究深入分析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相同言语行为的实现方式以及人们对这些行为的理解差异。例如，在一些文化中，“请求”可能需要更迂回、更委婉的方式来表达，而另一些文化则可能更直接。 3. 语境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语用学研究的一个核心命题便是语境对语言意义的影响。八十年代的学者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语言的意义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高度依赖于具体的语境。语境不仅包括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物理和社交环境，还包括他们的共享知识、文化背景、情感状态以及他们的交流目的。研究者开始探索如何对语境进行建模，如何量化语境因素对语言理解的影响。这种对语境的重视，也为后来跨文化交际研究、语篇分析等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4. 语用推断的机制研究： 既然语用意义很多时候是“隐含”的，那么人们是如何进行这种“推断”的呢？八十年代的语用学研究开始关注这种认知过程。学者们试图解释，听者在接收到话语后，如何调用自己的知识库、分析当前语境，并结合说话人的潜在意图，从而推断出言外之意。这种推断过程的复杂性以及其中的认知机制，成为了新的研究热点。 二、 篇章语言学：从句子到更大的语言单位 传统语言学多以句子为基本单位进行分析，而八十年代的篇章语言学则将研究视野扩展到了比句子更大的语言单位——篇章（discourse）或文本（text）。篇章语言学关注的是句子与句子之间的连接、篇章的整体结构、篇章的组织方式以及篇章在实际交际中的功能。 1. 衔接与连贯： 篇章语言学最核心的概念之一便是“衔接”（cohesion）与“连贯”（coherence）。衔接指的是篇章中语言形式上的连接，例如使用代词、连接词、重复等手段来使句子之间相互关联。而连贯则指的是篇章在意义上的逻辑一致性和统一性，即篇章的各个部分组合起来能够构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八十年代的研究深入分析了不同类型的衔接手段，以及它们如何共同作用来确保篇章的连贯性。学者们开始关注篇章的“主题流动”、“信息结构”等问题，探讨信息是如何在篇章中被呈现和组织，以实现最佳的沟通效果。 2. 篇章结构分析： 不同的篇章类型，如叙述、说明、论证等，都有其特定的结构模式。八十年代的篇章语言学研究开始对各种篇章类型进行结构分析，试图揭示其内部的组织原则。例如，叙事篇章通常包含背景介绍、情节发展、高潮和结局等环节。说明性篇章则可能按照时间顺序、空间顺序或逻辑关系来组织内容。这种对篇章结构的理解，对于提高写作和阅读能力，以及进行机器翻译和文本生成等应用都具有重要意义。 3. 语篇功能研究： 篇章不仅仅是语言单位的集合，更是为了实现特定的交际功能。八十年代的篇章语言学研究开始关注篇章在实际交际中的作用，例如如何通过篇章来建立和维持人际关系、如何表达作者的态度和情感、如何影响听众或读者的认知。这种对语篇功能的关注，使得语言学研究更加贴近社会现实，也为跨文化交际、广告宣传、政治宣传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 4. 话语分析： 篇章语言学与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紧密相连。话语分析将语言视为一种社会实践，关注语言在特定社会情境下的使用。八十年代的话语分析研究，进一步拓展了篇章语言学的研究范畴，开始关注权力关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等社会因素在话语中的体现。例如，学者们会分析新闻报道、政治演讲、广告宣传等话语，揭示其中潜在的权力运作和社会建构。 三、 认知语言学：语言是认知的反映 八十年代，认知语言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研究领域，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方法论，为语言学研究开辟了全新的道路。认知语言学挑战了传统语言学将语言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符号系统，而强调语言是人类认知能力和经验的反映。 1. 概念隐喻理论： 莱考夫（George Lakoff）和约翰逊（Mark Johnson）在八十年代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是认知语言学最具影响力的观点之一。他们认为，我们通过将一个概念域（如“爱”）映射到另一个概念域（如“战争”）来理解抽象概念。例如，“爱情是一场战争”这样的隐喻，让我们能够用“战争”的语言来描述“爱情”的体验，如“他为爱而战”、“他们之间充满了硝烟”。这种隐喻并非仅仅是语言表面的修辞手法，而是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概念结构。 2. 概念隐喻理论在其他领域的应用： 概念隐喻理论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在政治领域，政治家们会运用隐喻来构建其意识形态，例如将国家比作“家庭”，将反对者比作“敌人”。在经济领域，我们将“金钱”看作是“资源”或“权力”。在医学领域，我们将疾病比作“入侵者”或“战斗”。八十年代的研究者们开始大量地分析不同领域中的概念隐喻，揭示其背后所蕴含的认知机制和文化价值。 3. 典型性理论与范畴研究： 认知语言学还关注语言范畴是如何形成的。与传统语言学将范畴视为具有清晰边界的集合不同，认知语言学认为，范畴的形成是基于人类的经验和原型。例如，当我们谈论“鸟”时，我们脑海中最先浮现的可能是“麻雀”或“燕子”，而不是“企鹅”或“鸵鸟”。这种“典型性”的概念，以及“基础层面”的范畴划分，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对语言范畴的理解。 4. 认知语言学对句法和语义的重塑： 认知语言学认为，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是密切相关的，并且都源于人类的认知经验。例如，当我们谈论“空间”时，我们可能会使用“在前”、“在后”、“在上面”等词语，这些词语的意义往往与我们对空间方位的直观感知相关。认知语言学试图构建一种新的理论框架，来解释语言的结构是如何反映和支持人类的认知过程的。 四、 语言习得研究的新进展 八十年代，关于儿童语言习得的研究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特别是对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1. 普遍语法与二语习得： 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理论对二语习得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学者们开始探讨，母语的普遍语法知识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二语的学习。二语习得者是否能够直接访问普遍语法，或者他们需要经历一个更复杂的学习过程？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催生了关于“可迁移性”、“二语知识的结构”等方面的深入研究。 2. 跨语言影响与交际策略： 在二语习得过程中，母语对目标语的“跨语言影响”（transfer）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八十年代的研究者们更加细致地分析了积极影响（如类比）和消极影响（如干扰），并研究学习者如何采取各种“交际策略”（communication strategies）来克服语言障碍，实现有效的沟通。例如，学习者可能会使用“迂回”、“类比”、“求助”等策略来弥补自身语言能力的不足。 3. 语境化与互动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 与传统的关注孤立语言单位的研究不同，八十年代的研究更加强调语境和互动在二语习得中的重要性。学者们发现，在真实的交际情境中，通过与母语者或更高级的学习者进行互动，学习者能够获得更多的语言输入，纠正错误，并更好地理解语言的实际运用。因此，对“互动”、“支架”、“语言输入”等概念的研究变得日益重要。 4. 发展性二语语法： 二语习得者并非一蹴而就地掌握目标语，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八十年代的研究者们开始关注二语习得者的“发展性语法”，即在不同学习阶段，他们的语法结构会发生怎样的变化。通过对学习者不同阶段的语料进行分析，学者们试图描绘出二语习得的“发展序列”，并探究其中的影响因素。 五、 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与融合 八十年代，语言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也日益频繁，这为语言学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1. 心理语言学： 语言学与心理学的结合，形成了心理语言学。八十年代的心理语言学研究，更加关注语言的认知过程，如语言的产生、理解、记忆等。例如，研究者们通过眼动追踪、事件相关电位（ERP）等实验方法，来探究人们是如何实时地理解句子、如何进行词汇选择的。 2. 社会语言学： 社会语言学关注语言与社会因素的关系，如社会阶层、性别、年龄、地域等对语言使用的影响。八十年代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进一步拓展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开始关注语言变异、语言态度、语言政策等问题。 3. 计算语言学与人工智能：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计算语言学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八十年代的研究者们开始利用计算机来分析语言数据，构建语言模型，并尝试实现自然语言处理、机器翻译等功能。这种跨学科的研究，为语言学提供了强大的工具和新的研究方向。 4. 神经语言学： 神经语言学关注语言的神经机制，即语言在大脑中的处理过程。八十年代的神经语言学研究，开始利用脑成像技术，如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来探究语言加工的脑区和网络。 结论 八十年代的国外语言学，正是在这样一股新思潮的推动下，突破了原有的学科壁垒，开辟了诸多崭新的研究天地。语用学将语言的意义与使用紧密联系，篇章语言学将研究单位从句子扩展到更大的语言单位，认知语言学则将语言置于人类认知和经验的框架下进行考察。同时，语言习得研究的深入以及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广泛交叉，都极大地丰富了语言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这十年间涌现出的诸多理论和方法，不仅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对语言的理解，更为后来的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和灵感，为我们认识和运用语言打开了更广阔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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