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雙手深入病患的軀體，用戀人無法做到的方式撫摸他們。

我們用手指破開感染性腔室薄弱的網狀隔膜，用圈成杯狀的手掌將凝固的血塊舀出來，以隔著手套的指甲將一圈圈黏連的腸道剝離。

我們的工作是自我的延伸，但是我們卻進一步相信——我們「等同於」我們的工作。

罹患先天疾病的男嬰麥克斯，接受了肝臟與小腸移植。在主治醫師「拯救生命」的狂熱意志驅使下，十個月大的男嬰前後十度被送進開刀房，直到身上找不到一小塊可以穿過縫線的完好皮膚。

三十歲的巴比膽管長了巨大腫瘤，術後癌症復發且癌細胞快速擴散，但病人和家屬不曾被告知「真相」，他們始終對病情樂觀以對——直至巴比在加護病房被強烈急救、壓迫、重搥，度過生命的最後幾個鐘頭。

外科醫師溫柔地領婦人進加護病房，握住婦人的手，輕聲解釋正在發生的事。婦人哭倒在丈夫床前。醫師拉上床簾，將他們三人圍在裡面。醫師低聲在婦人耳邊說話，接著，把自己的手放在病人的手臂上。

如同所有醫學院學生，作者在大體解剖課上，初次體驗「面對死亡」的啟蒙儀式；這時她才明白，儘管抱著拯救生命的夢想，進入這一行卻得與死亡為伍。她從老師和醫界同僚那裡學到，抽離情感、否定自身的感受，便能暫且調適對死亡的焦慮。這是十餘年的醫學院課程與訓練，教給新進醫生的諸多「成規」或「非正式課程」之一。

「成規」教導醫生把複雜的臨床問題抽絲剝繭、化繁為簡，卻在「解構」難題的同時，忽略了人性的「連結」；使得醫者聚焦於「治療」之餘，往往忽視了心靈與肉體的關係、醫生與病人的關係，以及人性與疾病的關係。

醫生是生命最終的監護者，引領著病患和家屬，走過通往終點的艱難路段。而醫生能否在病患的生命終點，提供真誠的關懷與支持，如同醫者所面對最嚴峻的「最後期末考」。

作者追溯自己的求學與訓練過程，探討現今的醫學教育如何過度偏重「克服死亡」的知識，卻抹煞了病患的人性面，使醫者對死亡的疑懼一再在醫界複製繁衍；導致醫生不自覺地從瀕死病患身邊逃開，或無法開口和病人及家屬討論不樂觀的病情。當醫者深入理解自身「死亡焦慮」的根源，以及「治療」的意義（更多的治療，並不代表更多的「愛」），才能做某些比「治癒疾病」更重要的事：陪伴在病患和家屬身邊、聆聽他們的感受、紓解他們的傷痛。唯有如此，醫者才能成為真正的「療癒者」。

Pauline W. Chen（陳葆琳）

在美國出生成長，父母來自台灣。畢業於哈佛大學及西北大學芬伯格醫學院，其後在耶魯大學、美國國家癌症醫院，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完成外科訓練；後長期任職於 UCLA醫院，專攻肝臟移植。1999年，陳醫師獲選為 UCLA 年度傑出醫師。 陳醫師第一篇公開發表的專文〈死透了嗎？腦死的矛盾〉(Dead Enough? The Paradox of Brain Death)，名列2006年美國國家期刊獎決選名單。2008年11月，陳醫師獲美洲中華醫學會(CAMS)選為「傑出公眾服務獎」得主。由於《最後期末考》英文版頗受讀者好評，陳醫師應邀為《紐約時報電子報健康版》(www.nytimes.com/health/)撰寫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