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美，即使很著名的曆史學傢也往往寫通史，寫國彆史，也寫世界史；由一個人來寫，上下幾韆年，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縱橫馳騁，一氣嗬成。在中國，尤其是當代，這種情況並不多見。然而，這是很必要的。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類認識能力的進步和曆史環境的變遷，人們對過去的曆史總要不斷地重新認識，因此，曆史總要不斷地重寫。在當代那些著名的通史著作中，往往反映著作者對曆史長時段的宏觀認識，或是反映瞭他們從一個新角度或新學科對曆史的新開拓。因此，寫一部優秀的通史，是需要些功底和氣魄的。法國曆史學傢皮埃爾·米蓋爾寫的《法國史》就是一部很齣色的法國通史。

這部通史有四十餘萬字，從古代的高盧，一直寫到一九六九年的現代法國。

作者寫這本書的宗旨在導言中便聲明瞭。他認為，從十九世紀自由派曆史學傢和米什萊開始，“民族”和“民主”兩個主題例來是編撰法國史的基本傾嚮，在許多法國近代和現代史著作中，充滿瞭民族主義精神：群眾參軍、革命武裝和革命戰爭，這些內容和共和思想一樣，都被認作是法國的傳統。不僅如此，在法國大革命中，法國人還認為，不應隻造福於法國人，還應該解放歐洲，解放奴隸，為世界樹立一個榜樣。因此，民族主義嚮外擴張瞭，“一八三○年，一八四八年和以後的巴黎公社，都是忠於這個世界解放理想的，而一九一四年以後，這個理想又被各個戰時內閣中‘愛國的’社會主義者以另外一種形式繼承並發揚光大”瞭。

至於法國式的“正義”，它錶現為一種要求平等的意願，而這種意願是在對中央集權的典型法國式熱情中形成的，它錶現為對國傢的崇拜，從路易十四的“朕即國傢”，到法國大革命的雅各賓專政，不過是把“國王主權代之以人民主權”，於是，就可以在革命的形勢下，維持王政時期的中央集權傳統。作者認為，中央集權派的巴黎人同外省人的爭論自有法蘭西以來就存在，它錶現為外省的大領主和法蘭西島國王的鬥爭、法國大革命中主張建立地方分權的聯邦製國傢的吉倫特派與主張建立中央集權的雅各賓派之間的對話和現在某些大城市市長對國傢機器的反抗。

作者認為，人們往往按照這樣的綫索去寫法國史，然而，這樣寫齣來的曆史是太片麵，太簡單化瞭，它“把由於離心力造成的財富，即被遺忘的各省的文化和它們生存的意誌，都當作殘渣廢料捨棄瞭”。而曆史學目前的任務正是要重新說明這種已被故弄玄虛瞭的民族史，盡力忘掉那種在編纂曆史時過於嚴格的民族觀點，以便把法國生活的各個方麵全麵展開，並嚮其歐洲的延續部分展開。

在寫這部通史中，他貫徹瞭這種精神。他認為，自古以來，“法國門戶四開”，“山脈和河流沒有成為阻礙”，在法國的邊境沒有到達萊茵河之前，北部和東部都沒有邊界綫，萊茵河和東多瑙河一樣，經常被東方來的民族所穿越，比利牛斯山“沒能擋住南北的相互移民和入侵”，“更不用說阿爾卑斯山瞭，它的寬闊山榖就是陽關大道！”法國在曆史上任何時期都沒能蟄居自守。而相互入侵的結果，是落後民族被先進民族同化。米蓋爾對羅馬徵服高盧是唱贊歌的，他沒有象其他許多曆史學傢在描寫這段曆史時那樣，去寫掠奪、屠殺和罪惡，而是認為羅馬人入侵的結果，給法國帶來長達四個世紀的繁榮。他寫道：在幾百年間，高盧人忘掉瞭獨立，忘掉瞭戰爭，唯獨和羅馬社會發生聯係，並心甘情願地成為羅馬社會在西歐的基礎。他這種寫法在那些抱有強烈民族意識的人看來，恐怕有些荒唐瞭。但是，在米蓋爾看來，顯然社會進步的標準要重於民族獨立的標準。

至於中央集權，眾所周知，法國從路易十四以來就確立瞭中央集權，並成為歐洲最專製的國傢，這種專製維持瞭很多年，從王政到雅各賓專政，再到拿破侖，直至十九世紀後期，這種情況纔有改變。隨著政治上從中央集權的專製主義嚮議會民主製過渡，巴黎也漸漸地失去瞭在法國政治中的中心地位。對這一點，米蓋爾是予以充分關注的。他雖然承認巴黎在藝術和享樂上是法國甚至歐洲的中心，在法國大革命中和以後一段時期裏也是政治中心，但在十九世紀末，法國政治角逐的戰場卻已轉移到外省。他寫道：激進派政治從來不在巴黎“上流社會”的代錶人物中物色自己的優秀分子，最顯赫的政治人物來自外省的中小資産階級，巴黎錶麵上居於支配地位，實際上是外省決定政治形勢。因此，他著意描敘瞭共和製在外省的社會基礎，並把第三共和國到來的悄悄無聲和不可逆轉比喻成“從窗縫潛入的共和國”。

總之，無論從導言和正文中都可以看齣，米蓋爾是既不喜歡狹隘的民族主義，也不喜歡中央集權的，他試圖用新的史學思想並從更高的角度去冷眼、客觀地看待法國的全部曆史，並追尋那些早已被人們遺忘瞭的珍貴財富。這在本書對古代和中世紀曆史的描寫中錶現得尤其突齣。米蓋爾的史學思想對於十九世紀歐洲和當代一些國傢的曆史寫作傾嚮來說，不能不說是一種反傳統。民族主義和中央集權是緊密相關的兩個問題。有人認為，中央集權的曆史使命就是，也僅僅是民族的統一和獨立，在完成瞭這兩個曆史使命之後，就應該用民主的議會製來取代它。在十八世紀末和整個十九世紀，歐洲和北美普遍經曆瞭民族、民主運動，因此，在這些國傢當時的曆史著作中，“民族”和“民主”必然是兩大基本主題。而到瞭二十世紀，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科學技術的發展，世界經濟的相互聯係，早已打破瞭民族和國傢的界限，因此，作為一種新的、更先進的世界觀，必然把眼光從一個民族或國傢的範圍擴展到全人類和全世界，而著眼於人類的進步。這種世界觀也必然在曆史學中錶現齣來，米蓋爾在《法國史》中所體現齣來的史學思想，就是這種新世界觀的體現。

米蓋爾的法國史又是一部文化史。他不但用大量筆墨去寫法國文化，而且，顯然在有意把法國文化與歐洲文化的曆史聯係起來——與意大利，與俄國，他在尋找法國文化的淵源及流嚮。對古代，他寫羅馬人的入侵、羅馬化和加洛林王朝的文藝復興；中世紀末期，他寫法國對意大利文藝復興的心嚮往之和刻意模仿；現代，則寫法國，或更準確地說巴黎成為全歐洲的文化中心：繪畫、文學、音樂、雕塑……，最現代的藝術風格從這裏嚮歐洲傳播擴散。正是由於偏重文化上的考慮，他一反常人而贊賞十五世紀的幾位法國國王：查理八世、路易十二和弗朗索瓦一世，並有幾分為他們的意大利冒險辯護；也正是齣於文化上的考慮，他抨擊宗教戰爭，認為它給法國帶來瞭苦澀。對於那幾位國王，他是這樣寫的：“在‘市民式國王’路易十一之後，法國相繼有過好幾個‘騎士式的國王’。對他們來說，意大利冒險不僅僅是一次侵襲。他們在阿爾卑斯山的另一側發現瞭一個嶄新的世界，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和數不盡的財富。十五世紀意大利如此優雅和歡快的奇跡般的城市，不免使粗魯的法國領主們想入非非，但他們的幻想毫無英雄氣概。他們去意大利，不是為瞭在那裏打幾場勝仗，而是因為文藝復興的奇妙幻景打動瞭他們的心。”意大利冒險之後，把“新文化”帶給瞭法國，使文化空氣風靡一時。在以後一段時期，法國的國王們對文化的發展和普及也産生瞭重要作用。這些，都為十八世紀的啓濛運動奠定瞭堅實基礎。

也正是齣於文化上的考慮，米蓋爾對十九世紀末巴黎作為國際都市的重要性予以足夠關注。他認為，巴黎成瞭歐洲的首都，在藝術上也成為歐洲的中心。最早的野獸派畫傢和最早的立體派畫傢是在巴黎宣告瞭藝術革命，此外，還有羅丹的雕塑、德彪西的音樂。總之，“震動世界的藝術事件無不來自巴黎”，巴黎以其遊樂盛會使法國聲名遠揚，全世界的百萬富翁紛紛齣入於這裏的沙龍、豪華酒樓和跑馬場……。

此外，米蓋爾的《法國史》還是一部社會史，他注意觀察不同時期的社會風俗、心態和民情。對羅馬時期，他寫道，羅馬化提高瞭高盧人，尤其是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改善瞭生活環境，為他們增添瞭戲劇、競技和祭祀等精神生活。對文藝復興時期，米蓋爾寫道，意大利的影響給法國一種刺激，一種時尚，改變瞭法國的習俗。藝術傢的地位提高瞭，從此受到宮廷和富人的保護；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改善瞭，在不知不覺中變得更加柔和、更文明、更得體。人們的生活也時髦起來，昂貴雅緻的服裝、精心製作的頭飾，還有車馬隨從和講究的傢俱……，總之，法國人在發現意大利的同時，也發現瞭生活的情趣。對啓濛運動時期，米蓋爾認為，在“法國式”思想齣現的同時，也齣現瞭“法國式”的城市，“法國式”的沙龍和“法國式”的平民住宅，一種“生活的藝術”在法國形成。

米蓋爾還注意瞭不同時期的法國人，他們的不同心態、情感和性格。他認為，高盧人生性暴躁，嗜好戰爭，單純，善良卻驕傲輕佻；中世紀的法國人帶有一種好鬥狂熱和追求美女的騎士風度；文藝復興時期的法國人崇尚文化、溫文爾雅，重視修飾；啓濛時代的法國人追求時髦，思想活躍，誇誇其談；十九世紀末的法國人浪漫輕佻，充滿活力；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法國人因為生活條件的變化侵蝕瞭民族的精神麵貌，變得頹廢和萎靡不振，青年人留起瞭長頭發，跳起瞭扭擺舞；而五、六十年代的法國人則因為經濟的巨大飛躍而一反常態，變得精明能乾，善於管理和充滿信心。

在寫作的文風和技巧上，這本《法國史》也很有特色。作者是巴黎第四大學的曆史教授，同時又是通訊報導問題專傢和電視颱的製片人。職業習慣使他普遍關注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麵，而且，敏感、尖銳、幽默、充滿情感，他還善於用富於變幻的形象思維把社會曆史的種種場景一一展現齣來，使人感到時空的變化，思想的流動和迸發火花，讀著他寫的法國史，有如在欣賞一部色彩斑斕的電視記錄片，隨著攝像機鏡頭的移動，作者在嚮我們訴說那古老和動蕩的法國曆史。這的確是一部寫得很美的法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