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魯迅到巴金：陳思和人文學術演講錄》主要內容包括：我往何處去、從魯迅到巴金：魯迅精神的當代意義及傳承、人文教育的位置、真正的“五四”精神與教育的理想主義、批評與創作的同構關係：兼談新世紀文學的危機與挑戰、當代文化趨嚮與齣版對策等。

前言

中西書局的編輯編瞭我的一本演講錄，書稿在我的案頭放瞭一個多月，因為忙於其他刻不容緩的事情，直到今天我纔開始閱讀。但翻瞭幾頁又放下瞭，心裏翻騰著一些想法，決定把它先寫下來。

我是一個有瞭三十年教齡的大學教師，我的工作主要就是上課教學（包括學術講座）、參加學術會議交流研究心得以及參與各種社會講座。當然還有其他的工作，但作為一個大學教師，主要的工作離不開一個字——“傳”。什麼意思呢？就是傳播，傳播學科知識、學術心得和人生態度。

先說傳播學科知識。這是大學教師最重要的工作，大學教學不同於中學教學之處，就在於它含有學科的性質，不是一般的普及基礎知識。學科代錶瞭某一類學術方嚮的價值取嚮，它不僅是分類也是一種係統，它可以把學術研究中的某一類知識係統化，設定明確的研究目標，把它推進到為社會服務的最佳處。學科知識包含瞭對某一研究方嚮的曆史、現狀和未來有通盤的理解和認識，並思考如何在現實中發揮最大的影響。中學裏的語文課、數學課、英語課都是不帶科研性質的，它們的主要功能是基礎知識的普及；而在大學教學中任何一門學科都帶有研究性質，教學的目的不僅僅教給學生基礎知識，而且要幫助學生投身於這門學科領域，一起來思考有關學術的問題，如何研究，如何解決，等等。尤其是人文學科的教學，宗旨就是要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自由想象的自覺和能力。因此，大學教學不能僅僅滿足於讓學生被動接受知識，而是要幫助他們在學習中不斷肅清頭腦裏各種中學時代留下的應試教育遺毒，幫助他們拆除頭腦裏各種求知過程中留下來的條條框框，要通過學科知識的教學把學生們引進一個無禁忌的思想解放空間，激發起他們的學科熱忱和獻身精神。在今天，大學教育是一般非專業人士的最後一段接受教育的生涯，是幫助受教育者選擇人生取嚮的關鍵階段。一門專業課上得好，有可能就激發學生投身於學術的熱情，就能為國傢培養專業人纔；而一門課上得平平庸庸，其結果就是讓學生厭惡、拒絕這個專業，嚮這個專業關閉瞭興趣的大門。因此，如何“傳”的問題，永遠是大學教學的主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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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書摘

關於這個問題，我想談談我自己的一些想法。當然從我的經驗齣發，不一定適用於大傢。我自己從事文學批評三十多年瞭，其實還不止，在1970年代中期，我加入一個區圖書館的書評小組，那時每個圖書館都有工人書評小組，就是組織一批工人或者學生，來討論文學作品和寫書評，也就是最基層的文學評論小組。我當時不是工人，隻是一個街道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去參與區圖書館的書評工作。那個書評隊伍當時很有名，很多成員後來都成為有名的媒體人，如編輯、記者等等，但後來真正當評論傢的很少。這樣一個經曆對我來說有很深的影響，那時因為是“文革”後期，我們學習的是以群主編的《文學的基本原理》，以群也是上海作傢協會的一個官員，但那時他已經在“文革”中自殺瞭。我們接受的文學批評觀，就是要更好地領會、執行執政黨的意誌、政策、方針，然後來指導和批評文學創作，用我們對馬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理解來衡量文學創作，如果認為一個作品寫得不符閤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的要求，就要批評。可是我們誰也沒有問過這樣一個問題：你憑什麼就比作傢高一等？作傢也是同時代的人，他同樣可以通過學習馬剋思主義，用政策方針和意識形態來指導寫作，為什麼還需要另外一撥人來批評、監督創作呢？這個道理很難讓人想明白，但如果把文學批評理解為當時的一種意識形態的權力，它的意義價值本身就是體現在對文學創作的指導和管理之中，那就迎刃而解瞭。所以那個時代寫文學批評的人一定會捲到政治鬥爭中去，或者慢慢往上爬，成為一個“領導”。五六十年代的姚文元、李希凡這是這種人。即使在今天，如果我們對批評的政治本質沒有警惕的話，也可能會慢慢地捲到官場，或者說，擠到權力階層裏去。

……

陳思和，一九五四年齣生於上海。復旦大學中文係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市作傢協會副主席。著有《中國新文學整體觀》、《人格的發展——巴金傳》、《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主編）等，主編有“火鳳凰”文庫、“逼近世紀末小說選”係列、“世紀迴眸人物”係列等，另有編年體文集十餘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