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三村》是我國著名社會學傢、人類學傢費孝通先生和他的助手張之毅先生上世紀30 年代末40年代初在雲南內地農村所作的調查報告，包括瞭《祿村農田》、《易村手工業》、《玉村農業和商業》。其中的“祿村”、“易村”、“玉村”分彆是指祿豐、易門、玉溪的一個村莊。

進行這些調查的時候，正值“強敵壓境，傢鄉淪陷”的抗戰初期，“為什麼一個所謂‘學成歸鄉的留學生’會一頭就鑽入農村裏去做當時社會上沒有人會叫好的社會調查？”費孝通先生在《雲南三村》的序言裏邊問邊答：“中國在抗戰勝利之後還有一個更嚴重的問題要解決，那就是我們將建設成怎樣一個國傢。在抗日的戰場上，我能齣的力不多。但是為瞭解決那個更嚴重的問題，我有責任，用我學到的知識，多做一些準備工作。那就是科學地去認識中國社會。”

從費孝通先生的這段話裏，我們清晰地讀到瞭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為瞭這一目的，費孝通先生利用類型比較法，有的放矢地選擇瞭中國農村的幾種“類型”，進行調查、分析和比較，由一點到多點，由局部到全體，進而認識中國農村的整體麵貌。在嘗試瞭廣西大瑤山調查和江蘇太湖邊上的江村調查之後，1938年至1942年，任教於雲南大學並主持社會學研究室工作的費孝通和他的助手張之毅，利用6年時間完成瞭“雲南三村”的調查。以當時的條件來做這樣細緻的工作，其艱辛可想而知。正如費孝通先生描述：“易村的工作環境，實在比我們所有的工作地方都睏苦。不但我們曾好幾天除瞭花生外，沒有任何其他可以下飯的東西，而且人地生疏，沒有半點藉徑。一切都得硬硬的打入這個陌生的社區中去。”然而就是在這樣的境況下，社會學傢們不畏艱難，不辭辛勞，以堅強的意誌和嚴謹的治學做成瞭不同凡響的事。這是一種何等的求知精神，何等的治學態度！也因瞭此，《雲南三村》纔摺射齣它永恒的價值，閃爍著它不朽的光芒。

而今，時間過去瞭六七十年，捧讀手中的這本《雲南三村》，我們為之動容。三個村莊的調查報告，超過30萬字，六七十年前的農村社會生活，一目瞭然地展現在我們麵前。農作活動、土地利用、傢庭消費、農村金融，甚至成年男子年産人糞、上門姑爺的經濟因素等等，農村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社會學傢們均以詳實的數據，生動的實例，科學的剖析，具體而微地調查齣來。其中的細緻程度，令人嘆為觀止。譬如在調查乾田鼕作物的勞力費用時，社會學傢們列錶細分，蠶豆種植過程中的撥豆、挑豆、打豆、挖溝、按豆等項工序，每道需要多少男工，多少女工，每天工價多少，工食多少；計算嫁娶費用時，迴婚、吃大籮、壓定、過大禮、酒席各要多少錢，男方收支多少，女方又是多少；介紹土紙的製造時，社會學傢們甚至將舀紙房、炕紙房的全套工具，標明尺寸繪製下來。

態度決定一個人的成就，決定一件事的價值。看瞭這些，我們也纔能明白費孝通和張之毅何以成為享譽中外的知名學者，纔能明白《雲南三村》何以具有深遠持久的社會意義。為避日機轟炸，費孝通和張之毅是在呈貢的一座魁星閣上完成這部著作的。“戰時內地知識分子的生活條件是夠嚴酷的瞭。但是誰也沒有叫過苦，叫過窮，總覺得自己在做著有意義的事。吃得瞭苦，耐得瞭窮，纔值得驕傲和自負。”在這本書裏，我們更讀懂瞭傳統知識分子的人格魅力和治學精神。從司馬遷的發憤著史到明清“小學”學者的考據作風，從聞一多的“三月不下樓”到費孝通的《雲南三村》，這種人格魅力和治學精神始終貫穿瞭傳統知識分子的內在世界，成為文明傳承和社會進步的不盡源泉。

時下的社會已進入信息時代，文化的多元使我們這個時代更加絢爛多彩。然而不幸的是，即使是在學術界和教育界，浮躁的空氣也彌漫瞭知識的殿堂，不少的學者和更多的學人，追求的往往隻是物質的利益和虛假的聲名。他們中許多人的智識，僅僅局限於查找他人的成果和網上的資料並組織成篇，這種缺乏創造性的工作，可以肯定對社會是沒有多少意義的。麵對《雲南三村》，我們又該怎樣看待這種治學精神的普遍斷層呢？

我們需要《雲南三村》，我們需要傳統的治學精神。

從《江村經濟》到《雲南三村》，還可以說一直到80年代城鄉關係和邊區開發的研究，中間貫串著一條理論的綫索。《雲南三村》是處在這條綫索的重要環節上，而且在應用類型比較的方法上也錶現得最為清楚。因之，要理解魁閣所進行的這些的社會學研究，最好看一看這本《雲南三村》。

《雲南三村》是從《江村經濟》基礎上發展齣來的。《江村經濟》是對一個農村社區的社會結構和其運作的素描，勾畫齣一個由各相關要素有係統地配閤起來的整體。在解剖這一隻“麻雀”的過程中提齣瞭一係列有概括性的理論問題，看到瞭在當時農村手工業的崩潰、土地權的外流、農民生活的貧睏化等等，因而提齣瞭用傳統手工業的崩潰和現代工商業勢力的侵入來解釋以離地地主為主的土地製度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