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書門下體製研究》是關於唐代政治製度史的研究，準確地說，是關於唐代政治體製變革的研究。從所針對的問題來說，錶麵上是一個老大難的問題，但提齣問題的角度卻與一般政治製度史的研究有所不同，更不同於傳統的職官製度史。政治體製是一個現代政治學的概念，從政治體製的角度分析中國古代不同時期的國傢權力結構及其運行機製，進而取代傳統的職官製度史，已經成為中國古代政治製度史研究中的重要學術取嚮。僅就唐代政治製度史的研究來說，許多方麵都取得瞭進展。在陳寅恪、岑仲勉、嚴耕望、唐長孺、榖霽光、陳仲安等前輩學人以及內藤乾吉、礪波護等日本學者研究的基礎上，在職官、軍事、法律等製度方麵，近年都有一些高水平的論著發錶。《唐代中書門下體製研究》是在廣泛吸收學術界相關實證研究和理論探索成果的基礎上，對唐代政治體製的整體運作機製及其變遷進行初步的探討。

由於隋唐時期國傢法令（律令）規定的官僚係統基本製度框架中，尚書、中書、門下三省處於首要地位，而且三省之間基本處於平等製衡的關係中，所以就有瞭“三省製”的概念。又由於三省之下的行政係統以尚書省所屬六部為主體，尚書六部是國傢最高行政部門，所有其它的省（如秘書省、殿中省、內侍省）及寺監、諸衛、東宮、王府和地方官，都是掌管具體事務的部門，甚至禦史颱的監察職權也是圍繞六部所掌行政而行使的（而且不同曆史時期監察係統相對穩定），所以“三省六部製”就成為概括這種體製的一個普遍采用的提法。然而，“三省製”和“三省六部製”，從製度演進及其時代特徵的角度，主要有利於解決唐代政治體製與此前政治體製的區彆，以及魏晉南北朝以來政治體製發展的落腳點問題。但是，這兩個概念並不能解決唐代政治體製嚮宋朝製度演進的問題。北宋的政治體製是唐代中後期政治體製發展變化的結果。北宋政治體製也不僅僅是“使職差遣製”能夠概括的，“使職差遣製”與“三省六部製”並不在一個層次上相對應。“中書門下體製”的提齣，試圖迴答的就是唐代政治體製嚮宋朝製度演進的整體軌跡問題，以及唐代中後期政治體製的實際運作問題。

政治體製的演進、官僚係統的運作、國傢政務的運行，是《唐代中書門下體製研究》關注的唐代政治製度史研究的三個基本層麵。以“中書門下體製”作為《唐代中書門下體製研究》的標題，就是試圖在這三個層麵上加以展開。首先，“中書門下體製”是唐代政治體製（同時也是整個中國古代政治體製）演進過程中的一個階段，是在“三省製”的基礎上成長起來的，代錶瞭唐代中後期政治體製的基本特徵，並奠定瞭北宋製度的基礎。其次，“中書門下體製”以中書門下宰相機構（而不是三省）為中心，以使職（而不是尚書六部）為行政主體，整個官僚係統形成瞭新的運作機製。再次，“中書門下體製”下主要國傢政務的申奏和裁決，形成瞭新的運行機製，體現為不同於三省製的文書形態和運作程式。

在不斷積纍的學術實踐中，新的製度史研究範式也在醞釀之中。吳宗國先生在談到唐代政治製度史研究的思考和體會時，指齣“我們著重研究各個時期實際運行的製度，而不是停留在有關製度記載的條文上，以便真實地掌握唐朝前期政治製度的實際情況和政治體製發展變化的脈絡。”對於製度發展變化的研究視角，除瞭以往研究中關注的皇權和相權的矛盾、內廷和外朝的矛盾、決策和行政的矛盾等，吳宗國先生更多地強調體製變化，“從政治體製如何適應統治形勢變化的需要，分析探討政治權力的分化與重組等問題”。《唐代中書門下體製研究》即是沿著這樣的思路，試圖對唐代政治體製的運作機製及其發展變化進行一個總體的描述和分析。

為瞭描述唐代近三百年間政治體製的變化，就需要首先建立起一個敘述框架。因為無論是記載唐代製度的《唐六典》、《通典》、《唐會要》、《舊唐書?職官誌》和《新唐書?百官誌》等曆史文獻，還是自宋朝以來人們對唐代製度的理解，都沒有提供這樣一個框架。尤其重要的是，“不論是宋人還是今人，在沒有充分把握唐朝政治製度不斷發展變化的前提下，企圖以一種模式來概括唐朝政治製度。這種做法的後果是嚴重的，因為它給人們描述的是一個不存在於唐朝任何一個時期的製度”。所以，要建立描述唐代政治體製總體變化的框架，前提就是要認識到，“各種製度處於不斷的變動之中是唐朝政治製度的顯著特點。而這種變動不僅是一些具體製度的變動，而且牽涉到從三省體製到中書門下體製這樣重大的政治體製的變動”。在此前提下，需要進一步尋求新的敘述框架和研究範式。

為此，《唐代中書門下體製研究》在研究方法或分析角度上進行瞭探索，力圖建立一個有利於描述唐代政治體製總體變化的敘述框架。

首先，根據國傢政務運行中最高層機構（如果我們不把皇帝看成是一個機構的話）及其運行機製的變化，把唐代政治體製分為前後期兩種不同的形態，前期稱為三省製（或三省六部製），後期稱為中書門下體製（或中書門下使職差遣製），變化的關節點為開元十一年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

其次，重視把握製度變化的時間性，將嚴格的時間定位引入製度史（嚴格地說是製度運行機製的變遷史）的研究。也可以說，這是對人類學所注重的曆時性研究的藉鑒。對政治體製發展變化軌跡的探尋，前提就是一些製度法令齣颱時間的確定。隻有對各項製度確立和變革時間以及有關製度變革法令齣颱的時間進行詳盡周密的考釋，並通過對這些時間點的串通分析，整個政治製度變化的軌跡纔能詳細而立體地呈現齣來。這方麵，在吳宗國先生的指導下，我們在《盛唐政治製度研究》一書中已經進行瞭摸索。《唐代中書門下體製研究》在結構上並不以時間點的劃分為主綫，但製度變化的時間坐標，仍是貫穿《唐代中書門下體製研究》的一條暗綫。

再次，為瞭探索政治生活中製度的實際運行情況，就不能停留在有關製度記載的條文上，而必須迴到日常政治活動本身。在史料上，最能反映日常政治活動及其中製度體現的記載，就是作為實物史料留存下來的當時實際行用的公文，以及保存在以文集為主的各類文獻中的上下行文書。所以，通過對公文書具體形態和應用場閤的分析，將文書形態與製度結構和製度運作結閤起來，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復原特定時期製度運作的基本程式。這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受到西方史學中“結構-功能”分析方法的啓發。通過對文書的結構和運作程式的分析，最大可能地定位相關官職在官僚體係復雜網絡中的位置，以及定位相關官職所承擔的政務環節在上下貫通的政務運行程序中的位置，是《唐代中書門下體製研究》所追求但目前還沒有完全達到的目標。

最後，由於史料並沒有留下足以拼閤和藉以解釋整個政治體製變化軌跡的詳盡記載，而留存下來的以敦煌吐魯番文書為主的一部分唐代公文書實物史料和保留在碑誌和文集中的一些經過轉寫的文書資料，因為體現齣不同時期的體製特徵，恰恰成為分析體製變化的依據。從體製變化大局方麵說，公文形態的變化是分析政治體製變遷的有效視角。尤其是對於在實際運作過程中悄然發生著的製度變遷，從公文書形態及其運作機製的變遷入手，就成為一個重要的切入點。

總之，《唐代中書門下體製研究》在對公文形態變遷與政治體製演進綜閤研究的基礎上，把唐代中後期的政治體製定義為“中書門下體製”，這是在總結學界長期以來關於唐代政治製度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齣的，是唐代政治製度研究不斷深入的結果。在相關研究的學術積纍中作齣過貢獻的學者，連同他們的學術觀點，書中將具體引用和介紹。由於《唐代中書門下體製研究》是在博士學位論文《公文運作與唐代中書門下體製》（北京大學曆史係1999年）的基礎上修訂而成的，我的導師吳宗國教授自然是這項研究的宏觀設計者和具體指導者。我深知《唐代中書門下體製研究》許多方麵的研究都是初步的，書中的錯誤自然應由我個人負責。但我相信，它卻是探索政治製度史研究新角度努力的體現。

《唐代中書門下體製研究》對唐代政治製度的具體研究，許多地方是基於對典籍文獻的重新解讀，故在引證時多有與通行本（包括中華書局點校本）之標點斷句不同者。對此，書中未能悉數標齣，故在前言中加以說明。

劉後濱，1966年生，江西吉水人。北京大學曆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長期講授中國古代史、中國古代政治製度史、隋唐五代史、唐詩與唐史等課程。在《曆史研究》、《中國史研究》、《唐研究》、《北京大學學報》、《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等刊物上發錶論文多篇，著有《盛唐政治製度研究》（閤著）、《大唐開國》（閤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