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并非专属于西方,它也属于世界,是人类文化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不能老是把基督教视为外来宗教,其实它与佛教、伊斯兰教一样,已经逐步融入中国社会,充其量只是有时间长短、程度深浅、范围大小的差别而已。基督教教育,经过几代中外人士一百多年的努力,早已不是外来事物,而是中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我们不可以不加珍惜而随便唾弃。即令是基督教神学教育,除狭义的教育功能外,更具有满足一部分人民灵性生活需要的宗教功能,我们也不可以简单粗暴的态度随意加以否定。我认为,基督教教义的正常宣传,特别是多年以来基督教内有识之士对于汉语神学的艰苦探索,也属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相互融合,在不同层次和程度上丰富与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在大力提倡研究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今天,我们完全有理由加强对基督教文化,特别是中国基督教文化的研究,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必然有益于当前的人文精神重建。
徐以骅,上海嘉定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宗教系哲学博士。1985年3月至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任教,现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家社科基金学科组评审专家、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工作专家库特聘专家、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理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顾问、上海国际文化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宗教学会副会长、金陵协和神学院院董会董事等职,并任上海市第十一、十二届政协委员。
研究方向包括宗教与国际关系、宗教与中国社会、中国基督教史、美国宗教等。创办并主编学术刊物《宗教与美国社会》(CSSCI来源集刊)、《基督教学术》(CSSCI来源集刊),主编和创办《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论丛》和《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战略论丛》。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哲学社学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等10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研究项目的首席专家。
主要著作包括《后冷战时期的宗教与美国政治和外交》、《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教会大学与神学教育》、《中国基督教教育史论》、《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2)》(主编)、《宗教与中国对外战略》(主编)、《中国宗教走出去战略论集》(主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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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真是令人耳目一新,它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某种特定神学流派的复述或批判上,而是将视角聚焦于一个更宏大的历史框架——教会大学的兴起与演变。我一直觉得,要理解现代基督教思想的脉络,就不能绕开教育机构的塑造作用。作者对早期大学的建立过程,特别是那些带有强烈宗教使命感的学院,进行了深入的考据。那些章节描绘的场景,仿佛能让人看到中世纪晚期到文艺复兴时期,学者们是如何在信仰的熔炉中锻造知识体系的。特别是在探讨人文主义思潮如何渗透并改造传统的经院哲学时,作者展现出惊人的洞察力。他没有简单地将两者对立起来,而是展示了两者之间微妙的张力与相互吸收,这种细腻的笔触,让原本枯燥的学术史变得鲜活起来。阅读过程中,我不断地在思考,今天我们所说的“博雅教育”的根源,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这些以培养神职人员和维护教义纯正为目的的早期机构?这本书提供的史料支持非常扎实,脚注的引用质量极高,显示了作者在原始文献层面下的苦功,这使得论证的说服力倍增,远远超越了一般的通识读物。
评分坦率地说,这本书的学术深度非常高,对普通读者来说可能门槛稍高,但对于任何一位对宗教史或高等教育史有严肃兴趣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一份宝藏。它没有回避那些晦涩难懂的早期教会法和大学章程,而是将这些看似冰冷的制度文本,解读出了背后蕴含的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诉求。作者在论述中展现出的那种抽丝剥茧的能力令人印象深刻,他似乎总能从看似无关的行政记录中,挖掘出影响一个时代神学走向的关键节点。我特别关注了关于“教义纯正性”在不同时代如何被“制度化”的章节,这部分探讨了早期大学如何通过设立特定的审查机制和任命流程,来确保神职人员的“合格性”,这对于理解现代学术自由的边界问题,也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历史参照。全书的逻辑推演严密,结构如同精密的钟表,每一个章节都承接上文,推进叙事,绝无冗余之笔。
评分这本书的写作风格极其沉稳,有一种古典学者的味道,行文之间透着一股对史料的绝对自信。我尤其欣赏作者在梳理不同历史时期教育理念转变时所采用的对比手法。比如,他将路德宗在维滕堡的改革与加尔文在日内瓦的实践进行了细致的比较,不仅仅关注了神学教义的差异,更深入到课程设置、师资选拔乃至学生生活等实际操作层面。这让我明白,神学教育的实践,往往是理论与地域文化复杂博弈的结果。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关于启蒙运动后,教会大学如何艰难地在世俗化浪潮中寻求自我定位的分析。那种在坚守信仰内核与适应现代科学理性之间的挣扎,被作者描绘得淋漓尽致,读来令人唏嘘。这不仅仅是一本关于“大学”的书,它更像是一部关于“知识身份”如何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自我确认与重塑的编年史。它迫使我跳出既有的、碎片化的历史认知,去重新审视知识生产的社会结构是如何影响信仰表达的深层逻辑的。
评分这本书的叙事节奏把握得非常巧妙,虽然主题是严肃的学术史,但其行文却带着一种近乎文学性的张力。特别是描述到宗教改革时期,不同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大学讲坛上进行激烈辩论的场景时,仿佛能让人感受到知识碰撞的火花。作者运用了大量生动的历史片段和人物侧写,使得那些遥远的学者不再是刻板的面孔,而是具有鲜明个性和时代局限的鲜活个体。我非常喜欢这种“以人为本”的历史书写方式,它使得宏大的历史变迁不再是抽象的运动,而是由具体的人群在特定的教育场域中努力的结果。阅读过程中,我常常停下来思考,那些在特定历史阶段被认为天经地义的教学方法和信仰表述,在今天看来是多么地具有时代局限性。这本书以其独特的视角,成功地将“教育空间”提升到了“思想塑造中心”的高度,极大地拓宽了我对教会史研究范畴的理解。
评分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其跨学科的视野,它清晰地展示了神学、法律、政治权力以及教育行政管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作者并没有孤立地看待“神学教育”,而是将其置于整个欧洲知识共同体的变迁之中进行考察。例如,书中对教会法体系如何渗透到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以及大学如何反过来影响国家法律人才培养的论述,展现了极强的系统性思维。我尤其欣赏作者对不同地区(如德意志邦国、英格兰、法兰西)在建立和管理教会大学时的具体差异的对比分析,这避免了将欧洲历史简单化、同质化的倾向。这本书提供了一种观察历史的透镜,通过这个透镜,我们能看到那些看似永恒不变的宗教传统,实际上是如何通过具体的、可操作的教育制度被一代代人小心翼翼地维护、修正甚至颠覆的。读完后,对“传统”二字的理解,又增加了一层历史的重量感。
评分还可以。。
评分没讨论1910年爱丁堡世界宣教会议的影响。一章“主要根据已刊和未刊之文字、档案资料,对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由盛转衰的过程和缘由,作了一番勾画和综述。作为结束,试就1949年前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领域的“燕京经验”再做概括。”还有一章讲圣约翰
评分见到了一些弥足珍贵的刘廷芳的资料,年轻时候得势太盛,野心也大,后来影响力却又衰落得太快。颇讽刺。
评分是用圣约翰做的个案。。。
评分没讨论1910年爱丁堡世界宣教会议的影响。一章“主要根据已刊和未刊之文字、档案资料,对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由盛转衰的过程和缘由,作了一番勾画和综述。作为结束,试就1949年前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领域的“燕京经验”再做概括。”还有一章讲圣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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