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恰好有兩種。一種同情怯懦感傷，實際上隻是心靈的焦灼。看到彆人的不幸，急於盡快地脫身齣來，以免受到感動，陷入難堪的境地。這種同情根本不是對彆人的痛苦抱有同感，而隻是本能地予以抗拒，免得它觸及自己的心靈。另一種同情纔算得上真正的同情。它毫無感傷的色彩，但富有積極的精神。這種同情對自己想要達到的目的十分清楚。它下定決心耐心地和彆人一起經曆一切磨難，直到力量耗盡，甚至力竭也不歇息。“施與人者，天必與之，”格言集上的這句箴言，每個作傢都可以心安理得地以下述的含義予以證實：“講瞭很多故事的人，必有人講故事給他聽。”通常人們總以為，在詩人的頭腦裏，想像力運轉奔馳，一刻不停，詩人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庫存裏不斷地杜撰齣形形色色的事件和故事。這種想法，其實是最錯誤不過的瞭。事實上，隻要詩人觀察和諦聽的本領日益增長，接連不斷地總有各種各樣的人物形象和事件需要他去復述，那他根本不必杜撰，隻消把這些嚮他湧來的人和事予以再現就行瞭。經常試圖解釋彆人命運的人，定會有許多人嚮他敘述自己的命運。

這本書裏發生的事情也是從頭到尾幾乎原封不動由彆人以書中復述的形式說給我聽的，完全齣乎我的意料。我最近到維也納去，這一次因為事務龐雜，弄得我疲憊不堪。晚上我到市郊的一傢飯館去吃飯，滿心以為，這傢飯館早已不是時髦酒傢，問津者想必寥寥無幾。可是我剛踏進門去，就懊惱地意識到我估計錯誤。在近門的第一張桌子旁邊就有個熟人站起身來，用各種手勢錶現齣他真誠的快樂。當然，我並沒有報以同樣的熱忱。他邀請我在他身邊坐下。如果說這位熱心的先生是個令人不快或者招人討厭的人物，那是不符閤事實的。他隻不過是死乞白賴硬要結交朋友的那種人。他們像孩子集郵那樣孜孜不倦地積攢朋友，因而對他們收集的朋友當中的每一種樣品都懷有特殊的驕傲。這個心地善良的怪人是個知識淵博、辦事乾練的檔案管理員，這個職務反倒成瞭他操的副業。他全部生活的意義則僅僅限於這樣一種微小的滿足：碰到報紙上偶爾齣現的每一個人名，他都能懷著虛榮心，以一種理所當然的口氣補上一句：“他是我的一個好朋友”，或者“啊，昨天我還跟他見過麵呢”，或者“我的朋友A君對我說，而我的朋友B君認為”，就這樣一口氣順著字母錶把他的朋友挨個介紹。在他朋友們發錶的新戲初次公演的時候，他總是忠實可靠地鼓掌喝彩，第二天早上準給每一個女演員打電話錶示祝賀。他絕不忘記每一個朋友的生日，報上發錶的使人不悅的評論他總瞞著不讓朋友知道，而贊揚的評論他便齣於好心關注一一寄給朋友。所以，他不是一個令人不快的人物，他是真心誠意地對人熱心。要是你偶爾求他幫個小忙，或者讓他那把朋友熟人當作紀念物收藏起來的珍藏館增添一件新的珍品，他就會感到無比幸福。

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是奧地利的著名作傢，從二十年代起，他“以德語創作贏得瞭不讓於英、法語作品的廣泛聲譽”。他善於運用各種體裁，寫過詩、小說、戲劇、文論、傳記，還從事過文學翻譯，但他的作品中以傳記和小說最為著稱。

1881年11月28日，茨威格齣生在奧匈帝國首都維也納一個猶太富商傢裏。他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和資産階級上流社會的文藝熏陶，十六歲便在維也納《社會》雜誌上發錶詩作。1899年中學畢業，入維也納大學攻讀德國和法國文學，接觸瞭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研究和翻譯過法國波德萊爾和魏爾倫、比利時凡爾哈倫的詩歌。1900年曾去柏林學習過一個學期。他有意識地深 入社會底層，瞭解一些遭人唾棄的卑賤者的生活經曆和內心世界。1903年獲博士學位。

茨威格早期的詩集《銀弦》(1901)和《早年的花冠》(1906)、小說集《埃利卡·艾瓦爾德之戀》(1904)等，受當時盛行的印象主義和象徵主義的影響，缺乏內容和新意。

從1907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他在創作上漸趨成熟。除瞭《泰西特斯》(1907)、《海濱之屋》(1912)和《化身戲子》(1913)等劇本外，他還發錶瞭小說集《最初的經曆》(1911)，由有聲望的萊比锡島嶼齣版社齣版。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茨威格在《柏林日報》(9月19日)上發錶《緻外國友人》一文，錶明自己忠於同他們的友誼，以及來日和他們攜手重建歐洲文化的願望。第一次大戰期間，歐洲許多知名作傢都未能擺脫狹隘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的影響，唯有少數人能保持清醒的頭腦，堅持反戰立場，茨威格便是其中之一。

茨威格經曆瞭戰後的災難：飢饉、寒冷和通貨膨脹；對他觸動最深的是社會道德的淪喪。此後的二十餘年是他的創造力最旺盛的時期，他的主要作品，大多是這一時期的産物。

一方麵是傳記著作。他的《三大師》(1920)論述巴爾紮剋、狄更斯和陀斯陀耶夫斯基。接著，他撰寫瞭《羅曼·羅蘭》(1921)。其他的傳記著作有：《同魔鬼作鬥爭》(1923，記述三個患精神病的作傢荷爾德林、剋萊斯特和尼采)，《自畫像的名手》(1928，記述卡薩諾瓦、司湯達和托爾斯泰)，《精神療法》(1931，記述發明催眠術的奧地利醫生墨斯墨爾、所謂“基督教科學”創始人瑪麗·貝剋和著名精神病學者弗洛伊德)，《瑪麗亞·安托萬內特》(1932)和《瑪麗亞·斯圖亞特》(1933)等。這些著作錶達瞭他對於以自由精神和人道主義為中心的西歐文化的尊崇。

另一方麵是小說。《心的焦躁》是他唯一的長篇小說，作於1938年。這一時期的中短篇包括：《恐懼》(1920；1925年改寫)、《馬來狂人》(1922)、《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1922)和《一個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時》(1922)、《月光鬍同》(1922)、《看不見的珍藏》(1927)等等。他作品的基調是現實主義的，他最擅長的手法是細膩的心理描寫。他尤其著重選取資産階級社會中婦女的不幸遭遇的題材 ，揭露“文明人”圈子的生活空虛和道德敗壞，譴責對女性的不尊重和對人的善良品質的殘害，贊美同情、瞭解、仁愛和寬恕。他努力探索人物的精神世界，描寫道德敗壞給人帶來的情感上的痛苦，揭示個人心靈中種種抽象的美德，甚至讓已經墮落的人身上閃耀齣道義的火花，他的目的是要改進資本主義社會的道德觀念和人們的精神麵貌。

1933年希特勒上颱，1934年發生維也納事件，奧地利的法西斯分子要求德、奧閤並，茨威格不得已遷居英國。1938年，奧地利並入德國後，他便加入英國籍，不久又離英赴美，1940年經紐約去巴西。

1942年2月23日，茨威格和他的妻子在巴西服毒自殺。他在去世之前，完成瞭《昨日的世界---一個歐洲人的迴憶錄》，這是他一生的曆史，也是他那一代人的曆史；這是對昨日的世界，亦即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沉淪的資産階級世界的迴憶。他死後發錶的《象棋的故事》(1941)，是他的最後一篇小說，沉痛地訴說瞭一個心靈和纔智遭到納粹摧殘的人的經曆。

茨威格一生寫過、同情過許多人的不幸遭遇，他的不幸遭遇自然也得到一切反法西斯的人們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