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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

作者:林美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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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2009

价格:1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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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号码:9789866741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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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礼制与政治秩序：宋明理学的视角》 导论：儒家礼制在政治实践中的多重维度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礼”作为一种核心概念，其内涵与功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演变。礼，远非仅仅是繁文缛节的仪式，而是贯穿于社会生活、道德修养、人际关系乃至政治运作的根本原则。它既是维系社会和谐、稳定秩序的基石，也是塑造个体品德、实现政治理想的路径。从先秦的《礼记》到汉代的“独尊儒术”，再到宋明理学的兴盛，儒家礼制始终是中国政治文化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本书《儒家礼制与政治秩序：宋明理学的视角》旨在深入探讨宋明时期理学大家们如何继承、阐释并创新儒家礼制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如何在当时的政治实践中发挥作用，构建和维系一种独特的政治秩序。我们并非简单地梳理历史文献，而是试图剥离那些被时代风潮所遮蔽的深层逻辑，揭示礼制在政治运作中所扮演的隐性与显性角色。通过对朱子（朱熹）及其学派之外，其他重要理学家的思想进行细致考察，本书将呈现一个更加多元、复杂且充满张力的儒家礼制与政治秩序研究图景。 第一章：礼制的理论渊源与宋明理学的时代使命 “礼”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社会，其最初的功能在于规范人伦、区隔等级、协调社会关系。《周礼》更是将礼的制度化、系统化推向了一个高峰。然而，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礼崩乐坏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议题。孔子及其后继者，如孟子、荀子，在反思礼的衰败之际，重新强调礼的教化功能、政治功能和道德功能，为儒家礼制的复兴奠定了理论基础。 宋代，面对唐末五代的分裂与混乱，士大夫阶层渴望重建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理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思想思潮，其核心在于“明天理，格物致知”，试图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中找到永恒不变的“道”。在这一过程中，理学家们自然而然地将目光投向了儒家经典，尤其是关于礼制的论述。他们认为，礼制不仅是外在的行为规范，更是内在道德情感的体现。通过身体力行的实践，人可以实现道德的完善，进而实现政治的理想。 宋明理学的时代使命，便是要整合中国传统文化，用一种具有强大解释力和实践力的思想体系来回应社会面临的挑战。在此背景下，礼制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它不再仅仅是继承的传统，而是被赋予了新的理论解释，成为连接天理、人伦与政治的桥梁。理学家们通过对经典的重新解读，试图发掘礼制中蕴含的普遍性原则，并将其应用于当时的政治实践，以期达到“治国平天下”的宏伟目标。 第二章：程颐与张载的礼制观：早期理学的探索与奠基 程颐（伯淳）和张载（横渠）作为宋明理学的开创者，其礼制思想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程颐的礼制观，深受其兄程颢的影响，强调“仁”为礼之本，礼是“仁”的外在表现。“心即理”，程颐认为，人的内心本来就具有仁爱之心，而礼正是将这种仁爱之情规范化、制度化，使其能够适当地表达和实现。他强调“礼所以安人”，认为礼的根本目的在于使社会成员各安其位，各尽其责，从而达到社会整体的和谐稳定。程颐对“中庸”的解读，也深刻影响了他的礼制思想，他认为中庸之道便是合乎礼的适度原则。 张载的礼制观则更侧重于“气”与“理”的结合，以及“民胞物与”的宏大情怀。他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伟大抱负，其实现离不开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规范体系。张载认为，礼制是“体天地之化而不过”，是效法天地运行规律而又不失其度。他将礼制视为连接人与宇宙、人与社会的纽带，通过遵循礼，人可以实现与天地的精神契合，达到“生民”的和谐与繁荣。 两位早期理学家的礼制观，虽然侧重点不同，但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以儒家礼制为核心，构建一种内在德性与外在秩序相统一的政治伦理体系。他们对礼的强调，并非复古，而是在新的哲学视野下，赋予传统礼制以新的生命力，为宋代及以后历代的政治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第三章：理学大家眼中的“治礼”：超越形式的政治智慧 宋明理学大家们对于“治礼”的理解，早已超越了对仪式本身的机械遵循，而是将其视为一种精密的政治智慧。他们关注的重点在于，如何通过礼的实践，达到政治秩序的稳定、社会成员的和谐以及统治的有效性。 1. 礼的政治教化功能：理学家们普遍认为，礼是实现政治教化的重要手段。通过对臣民进行礼仪的教育和训练，可以培养其道德自觉，使其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和责任。这不仅有助于形成尊卑有序、长幼有别的社会结构，更能潜移默化地塑造民众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从而减少违法的行为，降低统治成本。例如，他们提倡通过乡约、族规等地方性礼制，将儒家的道德理念渗透到基层社会，实现“化民成俗”。 2. 礼的等级秩序维护：在中国传统社会，等级制度是政治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学家们认为，礼是明确和维护这种等级秩序的根本依据。不同的身份、地位的人，在礼仪上的表现应当有所区别，这既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是对社会秩序的巩固。例如，关于朝会、祭祀、婚丧嫁娶等重大礼仪，都有严格的规定，以体现君臣、父子、夫妇等伦常关系。然而，理学家们并非简单地强调“因循守旧”，而是试图在维护等级的前提下，强调各司其职、各安其分，避免因等级错乱而引发的政治动荡。 3. 礼的限制与约束功能：理学家们认为，礼不仅是一种指引，更是一种约束。它限制了人性的过度和放纵，防止出现“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权力滥用。通过礼的约束，统治者也应当以身作则，遵循礼的规范，从而赢得民众的尊敬和信任。这种对统治者行为的道德约束，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特征，也体现在理学家们对“为政以德”的强调中。 4. 礼与法制的辩证关系：虽然理学家们高度重视礼，但他们并非否定法制。相反，他们认为礼与法制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统治体系。礼侧重于道德教化和内在约束，而法制则侧重于外部强制和法律制裁。理想的政治状态是“德主刑辅”，即以道德礼制为根本，以法律刑罚为补充。当礼的教化失效时，法制就必须发挥其作用，维护社会的基本秩序。 第四章：明代新儒学的礼制思考：回应现实挑战 明代，理学在政治实践中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但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宦官专权、党争激化、社会矛盾等问题，使得原有的礼制秩序受到冲击。明代新儒学，如王阳明的心学，对礼制进行了新的阐释，试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应这些挑战。 王阳明的心学，强调“致良知”，认为人的内心本身就具备善的道德意识，无需外求。在礼制方面，他更注重礼的内在精神，认为“心即理”，礼的实践应当发乎于心，而非拘泥于外在的形式。“吾性自足，不假外求”，这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对传统等级礼制的强调，而更注重个体道德的自觉和内心的道德实践。这为后来的某些思想流派提供了发展的空间，但也引发了关于礼制权威性与个体自由的讨论。 其他明代学者，如罗钦顺、湛若水等，也从不同角度对礼制进行了思考。有的学者在强调“格物”的同时，关注礼制的制度建设，力求在实践中将理学理念落到实处。有的学者则在继承程朱理学的基础上，对某些礼制环节进行补充和完善，使其更符合当时的社会需求。 明代新儒学的礼制思考，展现了一种在继承与创新中不断调整与演进的过程。他们试图在维护儒家政治理想的同时，灵活应对时代的变迁，探索更有效的政治治理之道。这种思考，并非是对礼制的简单否定或肯定，而是在复杂现实面前，对礼制作用的深刻反思与再定位。 第五章：礼制的实践困境与政治秩序的动态平衡 尽管理学家们对礼制寄予厚望，但其在政治实践中的作用并非总是一帆风顺。本书将深入探讨礼制的实践困境，以及如何在这些困境中寻求政治秩序的动态平衡。 1. 礼制执行中的权力博弈：礼制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其执行往往受到权力结构的影响。当掌握权力者不遵循礼制，或者利用礼制来维护自身利益时，礼制的有效性就会大打折扣。例如，在君主专制下，君主的个人意志往往能够凌驾于礼制之上，导致礼制成为一种装饰性的摆设。 2. 礼制的僵化与社会变迁的脱节：社会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而僵化的礼制则可能无法适应新的社会需求。当礼制与社会现实脱节时，就容易引发矛盾和冲突。例如，一些过时的等级观念和制度，在新的经济社会环境下，可能成为发展的障碍。 3. 礼制教化效果的局限性：礼制的教化功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体的道德自觉。然而，人性的复杂性决定了并非所有人都能完全遵循礼制的规范。在利益的驱动下，一部分人仍然会选择违背礼制的行为，这就需要依靠法制来加以约束。 4. 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礼制实践差异：虽然存在普适性的儒家礼制思想，但在具体的实践中，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民众，其礼制理解和执行方式可能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性，也给建立统一、有效的政治秩序带来了挑战。 在这些困境面前，政治秩序的维护并非依靠单一的礼制，而是需要多种因素的协同作用。这包括统治者自身的德行修养、对法制的有效运用、对社会舆论的引导，以及对社会矛盾的及时化解。政治秩序的动态平衡，正是在这种复杂的互动与调整中实现的。 结论：礼制在中国政治文化中的 enduring Influence 《儒家礼制与政治秩序：宋明理学的视角》通过对宋明理学家关于礼制思想的深入研究，揭示了儒家礼制在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深远影响。本书强调，礼制并非仅仅是过时的历史遗迹，而是理解中国政治思想、政治运作以及社会结构的关键视角。 我们看到，宋明理学大家们在吸收前人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需求，对儒家礼制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和发展。他们试图通过礼制，将内在的道德追求与外在的政治秩序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期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尽管在实践中存在各种挑战和困境，但礼制在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根基依然深厚。 本书的研究，不仅为理解宋明时期的政治思想和制度提供了新的视角，也对我们反思当代社会治理、道德建设以及文化传承，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礼制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基因，其影响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并持续影响着中国政治秩序的演变。对这一议题的深入探讨，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中国传统与现代的复杂交织，以及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价值的再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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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朱子的政治礼摄系统》读起来，感觉就像是推开了一扇通往宋代理学世界的大门，尤其是对朱熹思想中“礼”与“政”如何交织的问题，作者展现了极为细腻和深刻的洞察力。我原本以为这会是一本枯燥的理论分析，但没想到，作者的笔触充满了历史的温度。书中对朱熹在实际政治实践中如何运用“礼”的概念来规范官僚行为，以及这种规范如何反过来塑造了当时的政治生态，描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关于“慎独”在官场中的应用，这个概念常常被简化理解为个人道德修养，但作者通过梳理朱熹的文本，揭示了它在构建一个自律性政治共同体中的结构性意义。这不仅仅是对朱熹思想的梳理，更像是一次对古代精英政治哲学的深度考古，让人不禁反思，在缺乏现代制度约束的时代，道德哲学是如何成为维系国家机器运转的“隐形之手”的。它让我对“理学治国”的复杂性有了全新的认识，远超出了教科书上的简单定论，非常值得那些对中国古代政治伦理感兴趣的读者细细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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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学术功底是毋庸置疑的，但最让我感到惊喜的是它在文献运用上的那种“轻盈感”。作者显然是查阅了大量的朱熹手稿和相关衙门记录，但这些一手资料的引用，绝非简单的堆砌，而是被巧妙地编织进了流畅的论述之中，成为了支撑论点的有力羽翼，而非累赘的脚注。特别是在分析朱熹如何将“格物致知”的精神渗透到政治管理学中时，作者引用了一些关于地方赈灾和户口清查的档案，这种跨越了本体论和实践论的结合，让人拍案叫绝。它证明了，最高深的哲学思辨，最终是要落实在最基础的民生治理上的。对于那些希望深入研究宋代思想史，但又惧怕纯粹概念辩论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平衡点，既有高度，又不失烟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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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消化完这本书，每次合上书本，脑海中都会留下那种沉甸甸的、关于秩序与人性的思考。它探讨的不是一套可以简单复制到现代的“工具箱”，而是一种深层的思维模式——即如何通过确立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规范的仪式性”，来规范人的内在欲望，从而实现外在的政治稳定。这种对“仪式”和“规范”的政治学解读，极大地拓宽了我对古代政治权力的理解边界。它让我们看到，在没有完善法律体系支撑的时代，政治运作的润滑剂往往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礼仪规范。这本书的文字风格是那种内敛而有力的类型，逻辑链条清晰到几乎不容置疑，但其背后蕴含的对传统士人阶层心理解构的深刻洞察，却足以让人回味良久。它不是一本让人读起来轻松的书，但绝对是一本让人读完之后，看待中国历史进程和官员行为模式产生根本性转变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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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说，我一开始对“礼摄”这个概念有些望而却步，觉得它太过抽象，可能是晦涩难懂的。然而，这本书的叙述方式却出乎意料地具有画面感。它没有停留在概念的空中楼阁，而是扎根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比如，书中探讨了朱熹如何处理地方士绅与朝廷之间的关系，如何通过设计一套基于“礼”的互动脚本，来确保地方精英在维护地方秩序的同时，不至于僭越中央的权威。这种处理方式非常巧妙，它不是一味的压制或放权，而是在两者之间构建了一种具有张力的和谐。阅读过程中，我仿佛能看到那些身着官服的士人，在每一个重要的场合，如何依据朱熹所构建的“礼序”来确定自己的言行举止。这种对细节的关注，使得整本书的论证充满了说服力，它成功地将一个宏大的政治哲学体系，拆解成了可感知的行为规范，对于理解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的精妙之处，提供了极佳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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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结构安排非常精妙，它没有采取传统传记式的线性叙事，而是围绕几个核心的哲学支点进行辐射状的探讨。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处理朱熹与前代儒家，特别是韩愈、柳宗元等人的思想张力时所展现出的批判性思维。它清晰地展示了，朱熹的“礼摄”系统，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对唐代“外王之学”的深刻回应与超越。作者并没有将朱熹塑造成一个完美无缺的思想巨匠，而是将他置于一个不断与现实对话、不断自我修正的复杂过程中。这种处理方式，让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也让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更加可信。读完后，我深刻体会到，理解朱熹的政治学，关键在于把握住他如何试图在“天理”的绝对高度和“人事”的变动不居之间，架设起一座稳固的桥梁——而“礼”正是那座桥梁的承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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