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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师承与宋学源流：一部跨越时空的学术史诗 《汉学师承与宋学源流》 并非一部聚焦于宋代特定学派思想的著作，而是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勾勒出一幅中国学术思想流变与传承的壮丽画卷。它深入剖析了自先秦至宋代，儒学内部各派别之间如何相互影响、继承与革新，尤其关注“汉学”这一思想范式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进轨迹及其对后世“宋学”的奠基作用。 本书的核心议题在于探讨“学统”的构建与流变，而非简单地罗列学说。作者以深厚的文献功底为基础，摒弃了传统史学中将汉、宋学截然对立的简单化处理，转而着重探究两者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内在联系。 第一部分：先秦儒学的基础奠基与早期分化 全书开篇，作者并未急于进入汉代，而是回溯至儒学乃至先秦诸子思想的源头。这一部分详尽考察了孔孟荀思想的核心差异与共通之处，重点分析了“仁”、“礼”、“义”、“性”等概念在早期如何被阐释和实践。作者特别指出，先秦诸子的不同侧重，实际上已为后世汉学对“章句训耨”的偏好以及宋学对“义理”的追求埋下了伏笔。 文本源流的考辨： 详细梳理了《诗》、《书》、《礼》、《易》、《春秋》等经典在战国时期的不同传本和解读，揭示了文本流传中的微小变动如何导致了后期学术路线的分歧。 “道”与“术”的张力： 探讨了儒家思想中“形而上”的哲学思辨（道）与“经世致用”的政治实践（术）之间的永恒张力，认为正是这种张力构成了后续所有学术流派发展的内驱力。 第二部分：汉学的兴起、鼎盛与转向 本书用大量篇幅聚焦于“汉学”的形成过程。作者将汉学定义为一种以考据、训诂为主要方法论的学术范式，旨在恢复秦汉之际对经典的“古法”理解。 西汉的独尊与融会： 考察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背景下，儒学如何吸收了阴阳五行学说，形成官方意识形态。重点分析了《五经》各家（如鲁、齐、梁、汉施氏）在注释上的差异，以及他们对儒家“天人感应”论的阐释。 东汉经学的集大成： 详细剖析了郑玄、马融等人的学术贡献。特别关注经学从单纯的“义理阐发”向“博采众长”的过渡。作者认为，东汉经学虽然以考据见长，但其对“微言大义”的探寻并未完全摒弃对道德哲学的关注。 魏晋南北朝的蜕变： 这一阶段是汉学向宋学过渡的关键时期。在佛教和玄学冲击下，经学面临危机。本书着重分析了王弼、何晏对老庄思想的吸收，以及他们如何尝试用“玄学”的语言来重新诠释儒家经典，这为后来的宋代理学提供了重要的语言框架和思辨工具。 第三部分：从“汉学”的残余到“宋学”的萌芽 作者认为，宋学并非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对汉学经典深入理解与反思的基础之上。这一部分是全书最具创见性的地方，它拒绝将宋学视为对汉学的彻底颠覆，而是视其为一种内在的“义理回归”与“方法革新”。 唐代经学的再整理： 考察了唐代官方的《义疏》编纂工作，认为这种官方化的整理固化了汉学的某些解释体系，但也为后世提供了统一的文本基础。同时，对韩愈、李翱等人的思想进行梳理，他们试图在佛老思潮的冲击下重振儒家内在的道德实践，是宋学精神的先声。 北宋初期的探索： 重点分析了胡瑗、孙奭等“安定学派”的活动。他们强调经学与治道的关系，其对“人伦日用”的关注，开始展现出宋学重视个体道德修养的特质。 第四部分：宋学对汉学“过门”的超越与内化 在本书的最后部分，作者将焦点完全转向宋学（理学）的建立过程，但视角始终保持在与汉学的对话之中。 周敦颐与邵雍的地位： 探讨了他们如何运用易学和象数学的框架，构建起一套包含宇宙论和本体论的体系。作者强调，他们对“太极”、“理”的探讨，是对汉代天人感应论的形而上学深化。 程朱学派的体系构建： 详细分析了程颢、程颐及朱熹如何整合前人思想，最终确立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核心命题。作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并非完全脱离汉学考据，而是将考据的方法论指向对宇宙万物之“理”的探求，实现了方法论的“内向化”和“哲理化”。 陆九渊与王阳明的思想脉络： 简要触及心学的发展，指出其对“心即理”的强调，是对汉学偏重外部文本的进一步反拨，力图将学问的全部焦点收束于个体主观的心性之中。 总结而言， 本书并非一本单纯的宋学教科书，而是一部关于“如何从对经典的外部注释走向对内在义理的建构”的学术思想史。它通过对汉学不同阶段的精微剖析，为理解宋学如何在继承中完成革命性转型，提供了坚实的、去意识形态化的历史依据。全书文笔典雅，考证严谨，旨在为当代学者提供一个更为精细化、动态化的中国思想史观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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