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渤海历史、考古学界的研究者们以历史的责任感为己任，以严肃、认真和科学的态度，投入了沉寂多年的渤海国研究之中。一时形成了由国内外著名的老一辈学者、专家带头，大批中青年学者为骨干的强有力的研究队伍。这支队伍连续奋战了七八年的时间，向国内外学术界推出了一大批关于渤海的历史、政治、民族、考古及民俗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专著、论文和考古学报告等。这批成果的数量之多、学术水平之高，超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时期，标志着中国的渤海研究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个时期，关于渤海的国外研究状况，尤其是苏联远东地区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也被陆续介绍到中国．

由于关于渤海的历史文献比较缺乏以及考古学的研究成果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完成等客观情况，到了80年代后期，中国的渤海研究相对有所减少，研究者们一致认为，渤海研究的未来和发展，“希望在田野上”。也就是说渤海考古学的进展如何，是渤海研究的关键。当然，这首先是将希望寄托在本国的考古学研究方面。同时，对周邻国家，尤其是与渤海当时的领土疆域有关的国家，对那里的渤海考古学研究，也寄于厚望，俄罗期远东地区则是备受关注的地方。

工994年冬，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远东民族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正式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几位俄罗斯学者访问了我所。在俄罗斯学者带来的学术成果中，《渤海国及其俄罗斯远东部落》一书格外引入注目，这就是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的由多位从事渤海考古学研究的俄罗斯学者集体撰写的著作。写作这部书的目的，用书中的引言的话说：“根据文献史籍及考古学考察的研究成果，揭示渤海在周邻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中的角色和作用，以及渤海在远东地区通古斯语族民族未来命运中的地位，是作者所面临的任务．”作者遵循这一写作原则，将多年来所获取的考古学资料进行了整理，著作具有学术性、资料性和可读性．

如何将俄罗斯考古学家的学术成果及时、科学、准确地翻译过来，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要求译者要有扎实的考古学基础理论，并有较丰富的考古实践所取得的经验，尤其是要对渤海考古的各种遗存有全面、深刻的了解。在此基础上，译者还要对原著作者所从事的考古及取得的成果有相当深入的掌握。只有这样，加上过硬的外语功夫和勤奋才能完成一部出色的译作。

本书的译者宋玉彬同志是一位富有创造力的青年考古学者，该同志在大学受过严格良好的考古学基础教育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参加我所工作后，积极参加田野考古工作，尤其对我省东部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及朝鲜北半部沿日本海一带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各类遗存都有浓厚的研究兴趣。从90年代初起，便立下决心要承担起翻译和研究渤海考古的任务．为此，该同志刻苦钻研俄语，经过短短的几年努力，将自己的俄语水平提高得很快，为了提高自己的俄语水平，他曾到俄罗斯远东黑龙江下游参加由俄罗斯学者主持的考古发掘，还到海参崴的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远东民族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进行学术交流。因而，具备了一定的俄语语言汉译的能力，在此期间，该同志还不断地将篇幅不长的俄罗斯学者的论文翻译过来，使自己受到锻炼，翻译水平和技巧更加成熟。正是由于宋玉彬同志具备了翻译专著的条件，因此，1994年所里决定将本书的翻译工作交给他，希望他尽快地高质量地完成任务。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努力，中文版的本书终于和读者见面了。我对此表示衷心的祝贺。一是祝贺宋玉彬同志在翻译作的道路上又迈出坚实的一步；二是本书的学术价值一定会受到中国学者的肯定，会对我国的渤海研究发挥一定的作用。

在此欣喜之余，利用本书出版的机会，还想说几句，那就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经有工8个年头了，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抓住历史的机遇，在相当好的社会环境下，多读些书，钻研自己的业务，是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正道。但令人忧虑的是，在我们的周围，还有一些人被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搞昏了头，变得浮躁。一句话，坐不住冷板凳。学问是需要一代代传下去并得以发展的，没有一点踏踏实实的精神是什么也干不成的。从宋玉彬同志几年来的成长和翻译本书过程所尝到的各种滋味，从中是可以悟出一些道理来的。

王 侠 1997年7月25日于长春

Э.B.沙弗库诺夫(1930－2001)。他是俄罗斯联邦功勋科学工作者，是享誉俄罗斯国内外的从事滨海地区和黑龙江（阿穆尔河）沿岸地区中世纪考古的学者。自20世纪50年代起，沙弗库诺夫从事远东地区历史遗迹的考古勘察、挖掘和研究工作，历时五十余年。他主要运用考古挖掘资料研究俄罗斯远东南部地区中世纪历史。他研究的结论和提出的假设具有独创性。他研究的特点是对考古文字资料和民族物质资料进行综合性研究。他师从А.П.奥克拉德尼科夫，著有《渤海国及其在滨海地区的文化遗存》、《12－13世纪女真·乌德盖人文化和远东通古斯语系民族起源问题》；主编《自遥远过去至17世纪俄罗斯远东史》、《渤海国(698－926)和俄罗斯远东部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