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 发明“常识”的关键时刻，“用数字说话”的历史节点，人类“测量癖”的起源

过去，一天中的每个“小时”可不是一直都等于六十分钟。那时候的“小时”就像手风琴的风箱，可长可短，全凭心情。人们从来不能精确记录时间，就连圣贤的生日也都稀里糊涂。历法与时钟改变了一切。

过去，描绘世界的地图并不能帮助水手远航。那时候，世界地图上有怪兽，有女妖，有诸神。几何上精确的航海图改变了一切。

过去，打翻了算盘只能从头再算，你也根本不会知道哪一步算错了。大数运算异常麻烦，人们算数时可能要跳一段舞。加减乘除和运算法则改变了一切。

0是个重要的数字，可过去人们曾经非常抵触0，甚至嘲笑说“就像驴子想变成狮子，猴子想变成女王一样，0也摆起了谱，假装自己是一个数字”。

最初的音乐只能靠耳朵死记，哪怕是音乐大师，忘了就要从头再学。后来声音与沉默都被量化，而五线谱又改变了一切，它让音乐永存，甚至还启发了物理学家。

过去的绘画时间线错乱，好几件事都挤在一起，而“画中的圣人着魔似的瞪着眼睛，踮着脚尖，手臂伸得老长”，画得像从来不是第一追求。比例精妙的透视法改变了一切。

14世纪以前，账簿的主角不是数字，它竟然是一本日记或者一篇小说。记账太过耗心费神，以至于“会计妻子趁丈夫记账时偷情”成为小说家笔下的经典桥段。直到出现复式记账法，商人才能体体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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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示鲜为人知的“心态革命”，以全新视角阐释科学诞生与欧洲崛起

塑造现代世界的是工业革命，而塑造工业革命的是人类的“心态革命”。

数字、音符、财富、海岸线、天体，以及时间与空间……自1250年始，当西欧人暂时放弃玄思，着手测量世界上的万物，文明的尺度就此改变。

追溯在西方科学诞生背后所发生的，从“定性思维”到“定量思维”的转变，交出解释“欧洲何以为欧洲”的最终答卷。

★透过中世纪的“全景俯瞰”，发掘现代世界的“底层逻辑”

以大历史视野重新审视，我们习焉不察的“定量思维”如何在13世纪建立，并且帮助人类真正认识世界：

阿拉伯数字怎样取代了一个数要写满半张纸的罗马数字？

时钟的发明如何安排一座城市的作息？

波托兰航海图为何能征服更遥远的海域？

让世界变得井井有条的是上帝还是复式记账？……

★ 深刻启发《枪炮、病菌与钢铁》的知名历史学家，《哥伦布大交换》之后的又一力作

环境史研究的奠基人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代表作，力求解释欧洲帝国主义在世界取得成功原因的“欧洲三部曲”的最终章。

克罗斯比是深刻启发贾雷德·戴蒙德名作《枪炮、病菌与钢铁》的知名历史学家。

丰富多彩的历史案例，幽默隽永的文笔，结合学术研究与叙事技巧，一次重塑历史认知的阅读旅程。

★ 封面全彩复原老勃鲁盖尔名作，收录中世纪版画十余幅，图文并茂，精彩呈现

【内容简介】

《万物皆可测量》讨论的是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在西欧发生的从“定性认知”到“定量认知”的划时代转变。这一转变使得现代科学、技术、商业实践和官僚制度成为可能。西欧人，如果不是最早，肯定也是属于最早发明机械时钟、几何上精确的地图、复式簿记、严谨的代数和音乐符号，以及透视法的人。到16世纪，与世界任何其他地方相比，西欧都有更多人习惯定量思考。这些人也因此成为科学、技术、军备、航海、商业实践和官僚机构中的领袖，并创造了西方音乐和绘画历史上的许多最伟大的杰作。简言之，《万物皆可测量》旨在探讨1250—1600年间在西欧发生的关于“定量思维”的心态革命，揭示这一划时代转变对人类历史进程的深远影响。

【各界推荐】

我们都从克罗斯比对这个时代的总结尝试中受益匪浅。

——保拉·芬德伦（Paula Findlen），《十六世纪》杂志

人类对计算的欲望是如何发展、绽放的，这是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这本文笔优美的书的主题。……克罗斯比构建了一套令人信服的叙述，解释了不同的力量如何聚集在一起，将“量化”升格为西欧社会的社会经济利益。

——《商业周刊》

人们并不总是希望一本学术著作能长寿，但这本书是个例外。

——《文明》

非常流畅，而且好读……（这是）对中世纪西方智识发展变革的一次富有启发的、广泛的研究。……克罗斯比进行了一场伟大的旅程，人类从中世纪早期的内省心态——即愿意容忍无知以及缺乏精确性，转变为以视觉和定量的方式构想物理宇宙的心态……克罗斯比讲述了一个关于发现和变革的英雄故事，许多读者因它而获得启蒙。

——《纽约时报》书评

引人入胜的研究……任何对人类思维方式感兴趣的读者都会从这本书中得到愉悦。

——《出版人周刊》

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Alfred W. Crosby，1931—2018）

美国历史学家，得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历史、地理及美国研究教授。主要从事生态环境史研究，被视为环境史研究的奠基者。被芬兰科学院颁授院士称号。

著有《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1972）、《被遗忘的大流行》（1976）、《生态帝国主义》（198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