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定鼎金陵，江南社會劇烈震蕩。各階層群體的政治取嚮發生分化，民眾與太平天國的關係錶現為消極避世、閤作或對立等多重麵貌。其中，民眾與太平天國對立關係的形成、發展直接導緻太平軍對清戰爭形勢的逆轉。在太平天國統治區，特彆是19世紀60年代太平軍奄有蘇浙膏腴之地，“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民變”呈現瞭一道彆樣的曆史景象。民變所展現的對立內涵具有特殊性和說服力。這些集體行動主要是利益的對抗，事件本身不甚具有明顯的政治敵對意識；民變的大部分領導人和參加者是先前在社會分化浪潮中歸順或遵從太平天國統治的群體，他們的呐喊傳達瞭更為真實的曆史信息。“天國”民變的時空分布、人員構成、類型區劃、動員模式、太平天國政府的調控應對等諸項因素全景式地展現瞭太平天國與民眾對立關係的重要錶現、成因及影響。與太平天國據守江南前20年間清朝統治下的同區域民變相比，“天國”民變的各項要素既有前朝傳統的延續性，又有戰時太平天國自己的特殊性。

民變的抗爭矛頭大多指嚮太平天國的社會戰略，特彆是經濟政略。雖然文化反感與禁毀偶像、變動婚喪禮法等移風易俗的社會改革是士紳和普通百姓排斥太平天國的重要原因，但切身的經濟利益衝突纔是引發士紳和普通百姓共同參與民變的根源。19世紀60年代太平天國統治方式轉嚮的誤差主要在經濟領域，錶現為在田賦製度方麵承襲清朝舊製舊弊，以及在恢復傳統社會經濟秩序時自我孤立的政略。從這個層麵說，太平天國隻是在占領區實現瞭政權的易手，並未能實現新舊社會的轉型交替。於是經濟政略的弊病直接促生瞭江南在太平天國短短三四年統治期內的數十起民變。民變多元復雜的社會效應同樣對太平天國統治産生影響。首先，民心漸失，後期太平天國“人心冷淡”的現實，不僅是在軍中、朝內，在民間亦是如此；其次，“高效”鎮壓的背後，反映瞭民變耗費政府財力、牽扯行政精力和分散太平軍兵力的實質。更重要的是，在某種程度上，統治區風起雲湧的民變宣告瞭太平天國在社會控製層麵的失敗。民變與團練、盜匪、腐敗、內訌等不安定因素愈演愈烈，官、紳、民的關係陷入結構性失衡，社會失控加劇，太平天國的內潰之勢已萌生於軍事潰敗之先。社會戰略的失敗，預示著“天國”隕落的命運。

太平天國的社會戰略展現瞭太平天國時期國傢與社會關係的特殊實態。在太平天國占領下的廣大鄉村地區，鄉村政治實踐的主角仍然是“天國”政府官員和太平軍。他們通過普及鄉官製度將鄉村管理納入國傢政權係統運行軌道、不遺餘力地乾預敏感的業佃關係和傾嚮動用軍隊鎮壓因租佃事務而起的民變、力圖取代傳統社會組織在社會救濟和公共工程等領域的角色，均體現瞭太平天國政治權力嚮鄉村社會的滲透。廣泛而頻繁地引發激變四野的民眾反抗，也是國傢權力不當控製地方社會的直接反映。一般來說，民變與太平天國統治深入基層的程度和乾預介入基層的多少成正比例關係：愈是“天國”統治深入基層的地區，民變的數量愈多，規模愈大，烈度愈強。我們並沒有充分看到太平軍的控製睏守於行政城市城牆之內的現象，也沒有看到正統鄉村名流繼續穩固地掌控農村，反而發現太平天國以較為積極的姿態涉足地方事務，士紳的傳統權力在“天國”統治區也因鄉官製度的束縛、民變的打擊、太平軍的打壓、土地的喪失、生計無著、鄉紳數量的流失、社會結構重組等原因遭到限製和削弱。不同於該時期紳權擴大的一般勢態，統治區的紳權呈現被壓縮的另麵鏡像。戰後，清政府在重整社會秩序工作中有意識地繼承江南紳權被壓製的趨勢，在更廣範圍內限製和約束紳權，激發瞭國傢權力與地方社會的新一輪角逐，並對晚清政局産生影響。

處動蕩時代，民變頻發，種類繁多。在麵麵俱到的一般性敘述和較深入的特定時空特定對象研究的兩選之間，應對研究的時段、地區和對象有所側重，研究區域：偏重於太平天國建立較穩定統治並有效推行各項政策方略的地區——江南；研究時段：矚目於太平天國的後期；研究對象：框定於帶有自發性、突發性，特彆是與清政府或清軍沒有直接組織聯係的民變類彆。

劉晨，1986年生，山東濱州人。北京大學曆史學博士、首批“博雅”博士後。現為北京大學曆史學係研究員、助理教授。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史領域的教學與研究。著有《蕭朝貴與太平天國早期史》《義和團》等，在《近代史研究》《清史研究》《曆史檔案》等學術刊物上發錶論文30餘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