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營化是一個大有問題，應立即停止的政策。在經濟危機發生的此時，國營事業的表現反而優於民營化企業。民營化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今天，同樣未必是什麼「世界趨勢」，在日本、香港與法國甚至還出現「國有化」的逆流。在當下的台灣，本書的觀點是相當「另類」的思考。然而經濟政策的辯論，需要的是破壞常識的良知和勇氣。

談到民營化，就要從其歷史背景來看。80年代在各國學生與社會運動發展的影響下左派勢力逐漸取得政權，福利國家體系也同時發展起來。在發生石油危機與國際匯率制度的改革下，逐漸使國家資本外移，連帶影響失業率攀升。而在舊的財政政策－擴大財政支出、放鬆貨幣供給的方法失敗後，造成了所謂的「停滯性通膨」。英國柴契爾夫人與美國雷根總統上台，促使全球政局「向右轉」，開始採取供給學派（減稅、刺激投資增加消費）與貨幣學派（減少政府干預）的政策，這些右派的主張又重回了主流，各國開始一方面緊縮貨幣供給削減社會福利支出，另依方面打壓工會發展推動民營化政策。而共產國家也在這個時候解體，民營化長驅直入，成為所謂不可抵擋的「世界潮流」。

台灣政府雖然早在1953年就制定了公營事業移轉民營化條例，卻在這個時候才開始施行民營化政策。而首先開刀的就是中石化、中工、中鋼、台機四個國營事業，也就是本書的四個主角。本書中描述到台灣實施民營化政策的過程中，除了中鋼因為有特別辦法維持良好運作外，其他像是中工中石化在落入威京集團口袋後變成了沈慶京進出股市替自己突圍的工具，而台機因為陷入派系鬥爭而最後淪落到賤賣資產。所以本書將中工中石化歸納為「權益受損型」，而台機則處境更慘被稱為「破產賤賣型」。

自由化的主張認為應該採取放任讓市場上看不見的手去維持平衡，但是本書引述了Karl Polanyi的一句話:「即使是那些最強力主張除掉政府所承擔之不必要責任的人，也就是那些已限制政府活動為其哲學的人，也不得不將新的權利機構與制度委諸政府，以求建立自由放任制度」。國營事業所背負的社會責任、所得分配與工作權等這些都是需要經過妥善規劃才能發揮對社會最大的效益。

本書序言中吳泉源教授提出針對目前民營化政策的探討應該朝向以下兩點方向進行：(1)全面有系統的檢視民營化政策是否有學理上依據；(2)具體嚴謹的掌握民營化的政治學，包含其中政治經濟社會等影響因素。

作者在結論中也具體的提出了以下六點「新國有政策綱領」：

(1)維持國營原則：要求釋股過程更公正，再沒有員工權益沒有整體完整配套之前應該暫緩民營化執行。

(2)經營自主原則：希望透過國營事業法令的修改使國營企業有更大的自主權，包含人事制度與資產管理的自主權。

(3)產業民主原則：透過修改國公營事業管理條例賦予員工參與事業單位經營權管理的權利，以提高生產力。

(4)國會監督原則：應由國會或立法院組成委員會直接監督審核國營事業的績效。

(5)計畫契約原則：應該以有彈性的社會契約取代法令的束縛，來考核國營事業的績效。

(6)社會正義原則：要求壟斷性國營事業在開放時，要求進入市場的民間業者落實勞動法令並分擔國去壟斷性國營事業的社會責任，以維護社會公平。

台灣勞工陣線

1984年，還是一個人人噤若寒蟬的戒嚴時代，台灣第一個以法律服務協助勞工爭取權益的工運組織 -「台灣勞工法律支援會」成立了，這也是台灣勞工陣線最原始的前身。解嚴後，台灣社會風起雲湧，長期被壓制的勞工階級，不再沉默，群起抗爭，爭取應得的權益。1988年，勞支會脫離法律支援的階段，因應新形勢，改名為「台灣勞工運動支援會」。1992年，再度改名「台灣勞工陣線」，積極團結勞工，建立主體力量，以力挽狂瀾，改造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