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图书出版史编年(1912~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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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吴永贵
出品人:
页数:1572
译者:
出版时间:2018-3
价格:580.00元
装帧:平装
isbn号码:9787520110686
丛书系列: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图书标签:
  • 出版史
  • 民国
  • 中国近代史
  • 中国现当代史
  • 近代史
  • 吴永贵
  • 博士论文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民国史
  • 出版史
  • 图书史
  • 编年体
  • 1912
  • 1949
  • 中国近现代史
  • 文化史
  • 学术史
  • 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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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民国图书出版史编年(1912—1949)》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课题的研究成果,是关于民国时期图书出版活动的文献史料的辑录。本书借助编年史的体例,对民国时期的图书出版活动,依年代次序作历史的叙述,勾勒出民国图书出版的发展历程。其内容主要包括出版机构的创立,大型丛书、工具书、教科书、古籍图书的刊印,出版法、著作权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书业章程业规的制定,各种版权上的争端,劳资双方权益的纠纷,查禁与反查禁的斗争,以及出版机构的有关经营活动等。本书在对文献史料进行辑录时,择其重要和不易见者,或全录,或多录,或提供史料线索,庶使读者通过“还原”的具体历史语境,了解民国出版相对原始的历史面貌。同时,本书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较为翔实的研究资料,进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和补充新史料,共同推进出版史的史料学建设。不仅如此,本书对于相关学术研究亦有启迪与引导作用。

《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文化思潮变迁录》 一部关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宏大叙事 本书聚焦于1900年至1949年间,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的深刻变革与复杂演进。它并非一部简单的思想史著作,而是一部深入剖析特定历史时期知识精英群体精神图景、价值取向与话语构建的编年体考察。本书旨在勾勒出在剧烈社会动荡与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如何理解世界、批判传统、构建未来图景的心路历程。 第一编:旧制崩塌与新潮涌动(1900-1916):从维新到革命的理想交锋 本篇细致梳理了清末民初,伴随着“新学”的引入与科举制度的废除,中国知识界所经历的第一次思想剧变。重点考察了严复、梁启超等先驱对西方思想的初步介绍及其在士大夫阶层中引起的震动。着重分析了“救亡图存”的主题如何塑造了早期知识分子的行动哲学,以及“开明专制”与“民主共和”两种未来模式的争论如何投射到报刊、学会和精英小圈子内部。 西学输入的早期阶段与误读: 分析了诸如“物竞天择”、“自由”、“民权”等概念的早期译介、流传及其在特定语境下的意义偏离。 新式教育与知识群体的分化: 考察了新式学堂毕业生(留学生与本土毕业生)在政治光谱上、文化立场上的初步分野,为后续的学术与政治派系奠定基础。 传统儒学的自我辩护与衰微: 探讨了在“打倒孔家店”的激进口号背后,传统精英群体(如遗老学人)试图通过重塑儒学以适应时代变迁的努力及其最终的困境。 第二编:五四风暴:激进主义、科学精神与“德先生”“赛先生”的崛起(1917-1927) 这是中国思想史上最具爆发力的十年。本书将“五四”视为一场深刻的文化断裂与精神重塑运动,而非单纯的政治事件。重点描绘了新文化运动对国民性改造的执着追求,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激进化倾向。 文学革命与白话文的胜利: 分析了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如何通过语言和文学形式的革命,试图构建一个去中心化、面向大众的现代知识传播体系。探讨了“文学改良”背后的社会教育意义。 科学主义的信仰与非理性: 深入分析了科学被提升到近乎宗教信仰的地位,成为衡量一切价值的唯一标准。同时,也展现了知识分子对“迷信”和“落后文化”进行无情批判时所展现出的内在的绝对化倾向。 马克思主义的初传与意识形态的萌芽: 考察了在俄国革命的刺激下,早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群体(如李大钊、陈独秀的早期论述)如何将阶级分析引入中国社会批判,并开始探索将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可能性。 自由主义的挣扎: 剖析了以“兼容并包”为口号的早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丁文江、傅斯年等)在政治高压与激进思潮夹击下的理论困境与政治实践的挫败。 第三编:思潮的战国时代:理论的深化与政治的渗透(1928-1937) 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后,思想文化领域进入了一个多元化、高度竞争的时期。新思潮不再停留在口号层面,而是深入到各个专业学科的建构之中。 “第三种人”的出现与实用主义的兴起: 探讨了面对左翼与右翼(官方意识形态)的激烈对抗,知识分子如何试图在技术官僚、独立学术研究等领域寻找不依附于任何政治立场的专业空间。分析了早期中国社会科学、历史学研究的现代化转型。 现代哲学的本土化尝试: 详尽考察了熊十力、冯友兰等人在西方哲学(如现象学、新实在论)的启发下,试图重建中国传统哲学体系(如新唯心论、新儒家)的努力,及其在解释中国文化主体性方面的贡献与局限。 左翼文化的勃兴与审查制度的收紧: 记录了左翼文艺阵线如何通过新兴的左翼文学团体、进步的学术期刊,在城市中形成强大的文化影响力,以及由此引发的国民政府日益严厉的文化控制。 第四编:烽火中的坚守与转向(1937-1949):国家危亡与知识的重塑 抗日战争成为检验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熔炉。本书着重描述了知识分子群体在国家存亡之际如何重新定位自身与国家、人民、文化之间的关系。 “全民写作”与文化下乡: 分析了在抗战大后方,知识分子群体如何积极参与到宣传、教育、文化普及工作中,知识的精英性受到冲击,“为人生”的创作理念占据主导地位。 “交大派”与“昆明转向”: 细致考察了抗战后期,知识分子对于战后国家建设的思考。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的过度否定,并重新审视集体主义、社会责任在重建现代国家中的作用。 内战阴影下的思想分野: 记录了抗战胜利后,知识界在重建工作中的再次分裂。对国民政府“训政”体制的失望,推动了一批重要知识分子(尤其是在城市中坚力量)在1947年至1949年间,对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做出审慎评估,并最终形成对未来政治走向的抉择。 本书通过对大量一手史料的梳理,旨在提供一个细致入微、充满内在逻辑的图景,展现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知识界的精神脉络,理解他们如何面对传统、拥抱西方、并在战争与革命中塑造了现代中国的文化基石。全书强调思潮之间的张力、对话与继承,力求还原彼时知识分子的复杂心境与学术探索的艰辛历程。

作者简介

吴永贵,男,1968年10月生,安徽枞阳人。1991年安徽大学图书馆学学士学位,1997年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硕士学位,2002年武汉大学图书馆学博士学位。自1997年迄今,任教于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科学系,1998年任讲师,2002年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1、民国出版史,2、当代出版史3、出版文化。主要著作:1、《把卷心醉——读书藏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7-222-02148-52、《中国新图书出版业的文化贡献》,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7-307-02566-33、《中国家庭适读书》(合著),宁波出版社,2000年10月,7-80608-362-3/Z.184、《中国百年畅销书》(合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

目录信息

上册
1912年(民国元年)
1913年(民国2年)
1914年(民国3年)
1915年(民国4年)
1916年(民国5年)
1917年(民国6年)
1918年(民国7年)
1919年(民国8年)
1920年(民国9年)
1921年(民国10年)
1922年(民国11年)
1923年(民国12年)
1924年(民国13年)
1925年(民国14年)
1926年(民国15年)
1927年(民国16年)
1928年(民国17年)
中册
1929年(民国18年)
1930年(民国19年)
1931年(民国20年)
1932年(民国21年)
1933年(民国22年)
1934年(民国23年)
1935年(民国24年)
1936年(民国25年)
1937年(民国26年)
1938年(民国27年)
下册
1939年(民国28年)
1940年(民国29年)
1941年(民国30年)
1942年(民国31年)
1943年(民国32年)
1944年(民国33年)
1945年(民国34年)
1946年(民国35年)
1947年(民国36年)
1948年(民国37年)
1949年(民国38年)
主要参考文献
· · · · · · (收起)

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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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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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接触到“民国”这个词,我总是会涌起一股莫名的情怀。那个时代,仿佛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插曲,既有西学东渐带来的新思潮,又有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羁绊。而《民国图书出版史编年(1912~1949)》,恰恰是将这份情怀具象化的最直接的方式。我常常好奇,在那个信息相对闭塞的年代,一本新书的诞生需要经历多少环节?从作者的构思、稿件的撰写,到出版社的选题、编辑、排版、印刷,再到发行、销售,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未知与挑战。这本书,我猜想,会一一揭示这些“幕后故事”。它或许会记录下那些至今仍被我们奉为经典的著作是如何蹒跚学步,又如何在时代的浪潮中站稳脚跟,甚至成为一代人的精神食粮。我尤其期待书中能够展现一些被历史洪流冲刷而湮没的出版机构和书籍,它们或许代表了当时另一种声音,另一种可能。这本书,在我眼中,是一部“沉默的史诗”,在无声中诉说着那个时代知识传播的脉络与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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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厚重的《民国图书出版史编年(1912~1949)》就这样静静地摆在我的书架上,虽然我还没来得及翻开它,但仅仅是它的存在,就足以让我感受到一股历史的厚重感和知识的召唤。想象一下,从辛亥革命的曙光初现,到抗日战争的烽火连天,再到新中国成立的前夜,这三十多年的时光,中国的文化土壤上孕育了怎样的出版景象?我脑海中浮现出许多零散的画面:老北京街头那些充满墨香的报刊杂志,知识分子在困顿中坚持办刊的艰难,以及革命浪潮如何通过印刷品的力量传播思想、凝聚人心。这本书,在我看来,不仅仅是一部编年史,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里,书籍是如何诞生、传播,以及它们如何与历史进程同频共振的。我期待着在翻阅的过程中,能够更深入地理解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悲欢离合,感受他们的思想火花是如何在纸页间碰撞、燃烧,最终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火炬。它承载的,或许不只是文字,更是那个民族在寻求新生道路上的种种探索、挣扎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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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说,我并不是一个对历史细节有着极致追求的学者,但我总觉得,要想真正理解一个时代,就不能忽略它的文化生产力。《民国图书出版史编年(1912~1949)》这本书,在我看来,恰恰触及了这一核心。它不像一般的历史著作那样,仅仅关注宏大的政治事件,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加微观、但又至关重要的出版领域。我脑海中浮现的,是那些在战乱中依然坚持印刷的工匠,是那些在困境中仍然笔耕不辍的作家,是那些在时代变迁中依然锐意进取的出版人。这本书,或许就是他们共同谱写的一部奏鸣曲。我期待书中能够展现出那个时代出版业所面临的独特挑战,比如物资的匮乏、技术的落后、审查的压力,以及市场的不成熟等等。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依然有无数的优秀作品得以问世,这本身就充满了令人敬佩的力量。这本书,在我看来,是一部关于“坚持”与“创造”的史诗,它用一种温和而坚定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那个时代文化生命力的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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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民国图书出版史编年(1912~1949)》,我立刻被它宏大的时间跨度和严肃的史料感所吸引。我并非专攻出版史的学者,但作为一名热爱阅读的普通读者,我对书籍的起源和流变总是充满了好奇。我常常在想,今天我们唾手可得的知识,在一百年前是怎样的艰难?这本书,无疑为我打开了一扇理解这段历史的窗口。我猜想,它不会仅仅罗列出版的事件和数据,而是会通过这些编年的条目,折射出那个时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比如,特定年份出版的书籍类型,是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热点和思潮?某位知名作家在某年出版的作品,又如何与其人生际遇和时代背景相契合?我期待在这本书中,能够发现一些关于出版行业创新和变革的精彩故事,例如新的印刷技术的引入、发行渠道的拓展,或是对读者需求的敏锐捕捉。总而言之,这本书在我眼中,是一部关于“知识种子如何播撒,又如何生根发芽”的珍贵记录,它帮助我们理解那个时代,也启迪我们思考当下的阅读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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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民国图书出版史编年(1912~1949)》这本书,我心中最先升起的,是一种探索未知的好奇。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图书市场,其根基究竟是如何形成的?那个时期,是完全照搬西方模式,还是在本土化的过程中摸索前行?我设想,书中必然会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故事:有的是关于某个出版巨头的崛起,有的是关于某个默默无闻但影响深远的刊物的诞生,甚至可能还有一些关于出版行业内部的恩怨情仇。它像是一张巨大的蜘蛛网,将那个时代无数的出版节点串联起来,勾勒出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我希望在这本书里,我能看到当时社会思潮的变迁是如何体现在出版内容上的,是文学创作占据主导,还是政治理论传播更为活跃?亦或是科学技术书籍的出现,预示着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本书,对我而言,是一个巨大的知识宝库,等待着我去挖掘和解读,去理解那个时代的人们是如何通过书籍来认知世界、影响世界,并最终改变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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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申报》为主。所见小错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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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申报》为主。所见小错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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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申报》为主。所见小错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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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申报》为主。所见小错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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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申报》为主。所见小错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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