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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有关全球分配正义的论题是一个典型的以事实影响价值的例子。简而言之，作者承认全球分配正义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应无条件地追求的价值，它之所以在今天变得如此重要，是因为今天的世界（实际上）已经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在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分配都只能看作是一个全球性的结构的后果。作者考虑了各种反面的论证，表明全球分配正义并不需要全球性的民族、全球性的民主、全球性的国家，甚至不能等待一个明确的全球性机构来推行分配正义；分配正义是一个已经发生的问题，不是可以用有关世界的封闭性的论证来略过的。这种关系论的立场总体来说比激进的世界主义要容易辩护，但它可能引起一些细节上的疑难，例如对于某一特定的分配，很难令人信服地说明它究竟是否、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全球的结构性分配不平等的影响。而忽视这一点又会导向世界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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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有关全球分配正义的论题是一个典型的以事实影响价值的例子。简而言之，作者承认全球分配正义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应无条件地追求的价值，它之所以在今天变得如此重要，是因为今天的世界（实际上）已经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在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分配都只能看作是一个全球性的结构的后果。作者考虑了各种反面的论证，表明全球分配正义并不需要全球性的民族、全球性的民主、全球性的国家，甚至不能等待一个明确的全球性机构来推行分配正义；分配正义是一个已经发生的问题，不是可以用有关世界的封闭性的论证来略过的。这种关系论的立场总体来说比激进的世界主义要容易辩护，但它可能引起一些细节上的疑难，例如对于某一特定的分配，很难令人信服地说明它究竟是否、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全球的结构性分配不平等的影响。而忽视这一点又会导向世界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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