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利用台北和北京所藏汉文与满文档案,采用内外朝的分析框架,深入细致地研究了清中期的军机处。本书认为,军需处—军机房—军机处三阶段说不成立。军机处有一逐步建立的过程,雍正时期的内廷机构是小规模、分立的,直到乾隆二年,才有了统一的、后来拥有广泛权力的军机处。非正式性的军机处拥有法外活力,加之保密性、满汉混合、人员兼职、频繁战事、皇帝热衷巡幸、大臣们的野心等因素,使它能在行政、通信等诸多领域迅速扩张。结果是:内廷有从君主统治到大臣管理的转型;君主的统治已离不开军机处,君主专制统治让位给了君主与大臣的合作;在决策上,大臣有可能限制君主的独断。嘉庆朝的军机处改革,是在军机处的主导下进行的,并未触动军机处的地位。军机处对清朝的统治影响深远。
白彬菊(BEATRICE.S BARTLETT),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1945~1949年在马萨诸塞州的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学习历史,获历史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即致力于历史教学工作,1949~1966年一直在高中教历史。后来发现当时美国人对亚洲历史和亚洲社会缺乏了解,故从1958年起开始教中国历史和印度历史,并于1960年赴印,在那里教了半年世界历史和印度历史。1960年第一次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中国古代史,师从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古德里奇(L.C.Goodrich)。自1966年起开始学中文,1967年在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主要攻读中国史、日本史和印度史。1970年获M.PHIL(硕士)学位。
为完成关于清康、雍、乾、嘉时期军机处的博士论文。决定来中国查阅资料、从事研究。由于当时不能来大陆, 所以于1970年去了台湾。在台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查阅清代档案, 撰写了许多文章, 将清代档案介绍给世界各国人民。1980年获PH.D(博士)学位。1985年, 她非常荣幸地应邀来华参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建馆60周年馆庆纪念活动, 并参观了西安、成都、广州等地的档案馆。1991年出版了《君主与大臣—中国清代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一书的精装本。由于出版后深受广大读者欢迎, 又于1993年出版了该书的平装本, 这在美国是一种很大的荣誉。
军机处之于清代中后期的政治生态,如同内阁之于明代中后期的政治生态一般,都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加上清代是距离当下最近的一个王朝,因此各种关于军机处和军机大臣故事的展现,在各类影视文学作品里屡见不鲜。然而遗憾的是,关于军机处的专著,却一直以来颇为鲜见。最近...
评分军机处之于清代中后期的政治生态,如同内阁之于明代中后期的政治生态一般,都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加上清代是距离当下最近的一个王朝,因此各种关于军机处和军机大臣故事的展现,在各类影视文学作品里屡见不鲜。然而遗憾的是,关于军机处的专著,却一直以来颇为鲜见。最近...
评分 评分军机处之于清代中后期的政治生态,如同内阁之于明代中后期的政治生态一般,都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加上清代是距离当下最近的一个王朝,因此各种关于军机处和军机大臣故事的展现,在各类影视文学作品里屡见不鲜。然而遗憾的是,关于军机处的专著,却一直以来颇为鲜见。最近...
评分此类书(当然还有《州县官的银两》等等)才能代表北美研究清史的顶点。
评分此类书(当然还有《州县官的银两》等等)才能代表北美研究清史的顶点。
评分内廷和外朝之间的权力竞争,是古代中国政治制度架构中的一条主轴,隐在其背后的是君主意志和官僚集体意志之间的博弈。白彬菊把军机处的形成过程放到这条轴线上来透视,从而避免了把军机处简单化地定性为一个加强君主专制的机构,她的目光是动态的,她的分析注重具体过程和效果。君主推行自己意志的主要方法是控制政务信息和搭建忠诚的内廷班子,从而绕开外朝的正式制度,比如,开始于康熙朝的奏折制度就显现出了它在信息控制上的优势,这是一种非正式的、皇帝与地方大员间的私人通信渠道。雍正继承并完善了奏折制度,并打造了诸多竞争、分立的内廷机构,以便于操控它们。到了乾隆初年,这些分立的、临时性的内廷机构最终合并成了军机处,并逐渐壮大。君主虽然拥有最后的决定权,但他们也越来越依赖高效运转的军机处,一种共商、合作的制度逐渐成型。
评分根据清宫档案研究军机处的典范之作,扎实、严谨、要言不烦,国内常嘲讽海外汉学家仅凭理论框架而“基本功”薄弱,本书至少可为反例。在大量档案、材料分析统计上,本书的结论推翻或质疑了很多成说,如军机处发展三阶段说,特别是清代君权不受限制一说。从其历史发展也可见,雍正因争位而对满洲王公的猜忌,迈出了统治机构汉化的第一步。全书论述至嘉庆朝,未讨论晚清军机处的衰落,很可能,非正式机构的“法外活力”最终正是其弱点,它逐渐自然会正式化,而晚清现代化要求进一步专业化。译本上佳,可商榷的倒是书名:现在采直译,但此处“ministers”有特指,就全书而论,意译为“皇帝与军机大臣”或许更不易引起误解?
评分关于清代军机处研究的名著,从制度史的角度,系统梳理了军机处在雍正、乾隆、嘉庆三朝从发源、鼎盛再到变革的全过程,并将君主与军机大臣、内廷与外朝之间的权力博弈展现无余,对台北、北京两地满文、汉文档案的搜集、整理与分析,让人敬服。虽然部分档案和史料的辨析值得商榷,但整体而言,相当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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