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增订版)》讲述近几十年来，史学界搜集并整理了大量明清商人的史料，但是主要集中于商人的客观世界和经济活动方面，本书却从分析禅宗、新道教和新儒家的入世伦理及社会影响这一特殊角度入手，特别注意三教在入世伦理方面相互交涉的复杂过程，尤其是禅宗对理学 的影响，从而进一步研究宗教和道德观念对中国商人的影响。
全书主要内容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中国宗教的入世转向。这一部分主要是研究中唐以来的新禅宗和宋以后的新道教。中篇：儒家伦理的新发展。这一部分着重讨论新儒家和新禅宗的关系，以及从程、朱到陆、王的发展。下篇：、中国商人的精神。这一部分大致以十六至十八世纪为时代断限。但研究的重点不是商业发展的本身，而是商人和传统宗教伦理，特别是新儒家的关系。这三个部分虽是互相涵摄、彼此呼应的，但各篇也自有其独立性。这是近年史学界一部大著作，对中唐以来的思想史和社会史都有最重要的发明，对清代及近代史的研究，启发甚多。
作者简介
余英时，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2006年获颁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年获得第一届唐奖汉学奖。代表作有《朱熹的历史世界》、《方以智晚节考》、《戴震与章学诚》、《士与中国文化》、《论天人之际》等。
目录信息
“原商”与“说儒”
《货殖列传》的三大贤
中国历史中商人之角色（上）
中国历史中商人之角色（下）
后序近世制度与商人
一民间宗教
二义与利
三商人会馆之制度化
四制度化与商人信仰
五制度化与商人地位
自序
序论
上篇中国宗教的人世转向
一、新禅宗
二、新道教
中篇儒家伦理的新发展
一、新儒家的兴起与禅宗的影响
二、“天理世界”的建立——新儒家的“彼世”
三、“敬贯动静”——入世作事的精神修养
四、“以天下为己任”——新儒家的入世苦行
五、朱陆异同——新儒家分化的社会意义
下篇中国商人的精神
一、明清儒家的“治生”论
二、新四民论——士商关系的变化
三、商人与儒学
四、商人的伦理
五、“贾道”
六、结语
附录韦伯观点与“儒家伦理”序说
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
引言
一、科举名额与“弃儒就贾”
二、士商互动与价值观念的调整
三、儒家社会思想的新发展
四、商人与专制皇权
五、儒学的宗教转向——以颜山农为例
结语
· · · · · · (收起)
读后感
《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读书报告 传统士人是余英时先生长期关注的话题，余先生曾经将一系列的讨论集结出版，取名《士与中国文化》，该书影响甚大，其中不少讨论已经跨越史学的界线，成为一些相关学科共同关注的话题。《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下文简称《近...
评分《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读书报告 传统士人是余英时先生长期关注的话题，余先生曾经将一系列的讨论集结出版，取名《士与中国文化》，该书影响甚大，其中不少讨论已经跨越史学的界线，成为一些相关学科共同关注的话题。《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下文简称《近...
评分關於資本主義在中國和歐洲的對比這一話題，可謂是各大流派紛呈。其中韋伯一派認為，歐洲理性、求知、嚴謹、勤勉的歐洲工作倫理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中國則恰好相反。這其中歐洲的重大轉變是進行了新教改革，由此可以更加自由地解釋《聖經》，更加重視個人與上帝之間的直...
评分读书会上的书，看题目就觉得有趣，分几次读完，果然如此。此前看余先生的文章多是短篇，断断续续，第一次看先生的专著，没想到竟然如此精彩，不忍释卷，值得反复读几遍。 余先生在此书中想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来自韦伯之问，韦伯在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中讨论了现代资本主...
评分用户评价
陈老师送给我的书，现在刚好解决了有关韦伯《中国的宗教》一书中的问题。作者的问题意思很明确，也在附录写出来对这个问题产生的思考过程，序言主要是方法论的反思。正文有很明确的思想线索，将中国宗教伦理的入世转向与商人地位与商人精神等的变革联系起来讨论，也正面回应了韦伯书中对中国宗教片面的讨论。
评分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本书与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有很深的内在联系。余英时先生反驳了韦伯的说法：中国近世宗教伦理（尤其是儒家伦理）不能为资本主义的出现提供精神基础。相反，他认为中国的宗教伦理恰好符合“入世苦行”的形态。无论是佛教、道教还是儒家思想，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入世转向，跟社会接轨，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指出的是，本书除了对儒家思想与社会关系有比较详细的阐述之外，对于佛家的新禅宗和道家思想到底如何与社会接轨并没有特别详细的阐述。最后需要补充一点就是，在本书中，先生也不赞同大陆学者有关“哪怕没有外族入侵，中国也有资本主义萌芽”的种种看法，认为这不过是为官方的观点做注，并不是一个实际的问题。
评分此书立意甚高，触及中西文明发展大关节，借韦伯之典范，拒以西欧历史上的特殊概念套用于中国历史研究，此亦英时一贯立场；历史研究不可预设前提，士商身份转换，现实与义理互证发展，其研究皆不能脱离对资料的掌握和研究；正文曾收录于《士与中国文化》，然而作者用笔谨慎，所述宗教伦理对商人精神和活动影响，最终归于义利之辩，虽可高屋建瓴仍似不甚过瘾
评分此书立意甚高，触及中西文明发展大关节，借韦伯之典范，拒以西欧历史上的特殊概念套用于中国历史研究，此亦英时一贯立场；历史研究不可预设前提，士商身份转换，现实与义理互证发展，其研究皆不能脱离对资料的掌握和研究；正文曾收录于《士与中国文化》，然而作者用笔谨慎，所述宗教伦理对商人精神和活动影响，最终归于义利之辩，虽可高屋建瓴仍似不甚过瘾
评分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本书与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有很深的内在联系。余英时先生反驳了韦伯的说法：中国近世宗教伦理（尤其是儒家伦理）不能为资本主义的出现提供精神基础。相反，他认为中国的宗教伦理恰好符合“入世苦行”的形态。无论是佛教、道教还是儒家思想，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入世转向，跟社会接轨，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指出的是，本书除了对儒家思想与社会关系有比较详细的阐述之外，对于佛家的新禅宗和道家思想到底如何与社会接轨并没有特别详细的阐述。最后需要补充一点就是，在本书中，先生也不赞同大陆学者有关“哪怕没有外族入侵，中国也有资本主义萌芽”的种种看法，认为这不过是为官方的观点做注，并不是一个实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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