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狭义上讲，诗学(poetics)是对诗的本质、形式和法则的研究；而在广义上，诗学则是对文学与艺术的一般规律的研究，包括创作原理、形式的构成要素、各类艺术特征、审美与教育作用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或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本书对但丁诗学思想的特殊性的研究采用了广义的诗学定义。

本书考察了中外学界对但丁诗学思想的评论，结合但丁创作的实际，梳理了但丁独特的诗学思想，指出这种独特性主要表现为他的“诗为隐喻说”、他的喜剧审美观和他提升俗语的诗歌语言要求；在此基础上，本书进一步考察了但丁对意大利现实的伦理与政治的关注，以及这种关注的诗学意义，指出但丁诗学思想最突出的特征是强调诗的伦理性与政治功能。本书认为但丁的主张已经超越了西方传统的“寓教于乐”思想，但丁已经把古典诗歌中的说教变成了崇高的精神探索与升华，这使他的诗学思想不同于欧洲文学史上许多著名诗歌理论家。

本书从分析但丁诗学思想的独特性入手，考察了但丁诗学思想的哲学基础和伦理、政治思想，并根据《新生》和《神曲》考察了但丁的诗学寓言。

但丁哲学思考具有辩证思维的性质，他把申世纪末面临的人本主义与神本主义的对立性调和起来，使之张扬了人性中的尊严与探索精神，又将人的精神追求指向一般人本主义的理性所不能达到的神学境界，从而避免了文艺复兴时期以及后来的某些人性泛滥的倾向。

但丁的伦理思考是本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本书指出，但丁处在欧洲中世纪与文艺复兴交替的时代转折点上，他的最大贡献就是对旧时代的种种伦理观念进行梳理与整合，使人们对过去的时代有一个理性的认识。本书认为，但丁没有否定以中世纪基督教伦理为基础的价值，也没有敞开心胸拥抱一个新的时代，这并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他的局限，他论证了基督教伦理的合理性，并以这种合理性去整合人们重新发现的古希腊罗马伦理观念，以此实现人类精神的和谐与进步，这正是他的价值所在。

但丁的《地狱篇》生动地表现了这种伦理整合。但丁按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类罪孽的基本划分构建了整个地狱，即无节制罪、暴力罪和欺诈罪，但罪孽的种类仍然是基督教的七大罪。并且更重要的是他按基督教伦理解释了无节制罪与后两者的本质区别，在地狱的第六层放置了不信灵魂不灭的罪人，其喻义是：无节制罪人人皆有，但只有当人们在心理上否定了灵魂即拔除了上帝这个障碍以后，才会肆无忌惮地利用上帝赋予的力量和智能去犯罪。

但丁的伦理思考在实践上的意义是解决现实中意大利政治的混乱问题，他指出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教会对世俗政权的控制。但丁对教会误国加以强烈批判之后，提出了“政教分离”的政治理念。相比较之下，年长但丁40岁的托马斯·阿奎那对政治和伦理的态度是主张世俗政权从属于教会，如肉体服从灵魂一样，而但丁的“政教分离”的思想则针对性地提出了这两种权力的不同意义，为欧洲后世的政治模式奠定了理论基础。

本书在探索了但丁的伦理思想与政治思想之后，进一步把目光转向诗学，观察伦理与诗学在但丁创作中的相互渗透与相互推动：但丁以基督教伦理为核心的精神探索推动了《新生》的“清新甜美体”的生成，同时使他以赎罪与得救为內容表现了《神曲》中的诗人形象，它的诗学隐喻就是给诗歌确定了两个维度，使诗歌在艺术维与道德维之间飞升。

由此。本书认为，但丁以伦理思考为特征的诗学思想及其诗歌创作具有深刻的探索人类精神的意义。这种意义，是表现人类在迷惘中如何克服错误，表现人类的精神追求如何走向真理和至善；因而但丁的诗学中的伦理思考更体现为一种对永恒的精神价值的追求，他的分析模式甚至仍适用于当前．因此他亦如莎士比亚，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时代。